今屆諾貝爾和平獎風波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有不同的團體發動和參與，要解釋得一清二楚，殊不容易。
對於劉曉波的判刑，個人的感覺是過重，如果用西方政治的觀點，那更加不是輕與重的分別，而是根本不應該判有罪，所以，筆者那個判得太重的判斷，已經是極為保守。
對於香港和海外人士而言，都會覺得判刑很難理解，甚至認為不能接受，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也因此而決定把獎項頒給他。
今次頒獎事件雖然告一段落，但問題是結構性的，這次事件只是其中一種表現，事件以外還可以有一連串的發展。
問題之所以是結構性，是因為中國的政體，就算未能稱之為獨一無二，也可以說是少數之中的少數。憲法上已經確立了共產黨領導和執政的地位，在競爭性選舉政治的角度來看，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不民主，而劉的《零八憲章》，包括了許多許多美好的訴求，但最核心的部分，是通過修改憲法去結束一黨專政的地位，也就是結束共產黨必然執政領導的地位，所以這次事件背後代表了一種象徵意義，那就是改朝換代。
這個問題不是新問題，而是結構性問題，只要中國不走西方的競爭性選舉式民主，仍然堅持現時的體制，便仍然會有這樣的人物出現，這些人仍然會受到西方社會的支持。
有關中國政體的問題，不是本欄那幾百字可以討論的，而這次事件代表了西方式選舉民主的思路，也不是孤立的三幾個人。所謂全盤西化派，在內地有相當市場，否則北京不會判這個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