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展文事件涉及重大公眾利益受損的大問題，經立法會專責委員會深入徹底調查，結論是梁展文個人誠信備受質疑，紅灣半島一案涉及「延後利益回報」，而公務員事務局長俞宗怡及一眾涉事高官未有盡責做好把關工作。
立法會正醞釀要求曾蔭權對有關高官作出適當懲處，切實向市民問責。常任公務員根據管理公務員的規章制度，按失職的嚴重性，可有不同層次的處分選擇。問題是，政策最高負責的政治委任的問責局長怎樣處理？
西方民主國家，不論是總統制的美國，或議會內閣制的英國，還是半總統制（總統與總理分權）的法國，對政治委任的部長，凡涉及下列各種情況，會要求辭職以示負責：（一）決策錯誤，或主管政務發生重大失誤，對國家或人民利益造成重大傷害；（二）對部屬執行政策疏於監督，嚴重影響公眾利益；（三）個人言行有重大瑕疵，影響政府形象；（四）因健康或其他原因難以行使職權。
觀乎俞局長於審批梁展文退休後再就業申請事件中的角色及責任，顯然涉及上述（一）及（二）的失誤，應該引咎辭職，毋庸置疑。有趣的是，香港實行的高官問責制，其法理基礎與民主政體迥異，可能要到二○一七年特首經普選產生後，情況才會逐步產生變化。
民情反應強烈，要求俞局長拿出勇氣，承擔重大施政失誤責任，引咎辭職的呼聲不絕；立法會各黨派深明現行政制下，拿俞局長開刀，要人頭落地，未免過於血腥。
平心而論，俞局長過失嚴重，必須加以處分，但罪不致要辭職。特首在撤職與道歉之間，可引入不同程度的內部或公開的警告與譴責，作為對問責官員的處罰，長遠有助提升問責官員的警覺性及公眾對公共管治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