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在歷史的長河裏不過是短短一瞬，但對香港而言，則是由盛而衰的轉折點——由一個朝氣蓬勃的國際金融中心，淪為暮氣沉沉的沒落之城。今日的香港，政治上紛爭不斷，經濟上寸步難行，社會上民怨沸騰，日前中大民調首次確認，香港不再是和諧社會，有四分之一人口亦即一百五十萬市民支持以激烈手段抗爭，隨時有暴亂之虞。
香港淪落到今日之境地，孰令致之？原因當然不少，但不可否認的是，主要是因為港府執政者一代不如一代，施政缺乏前瞻性，昧於世界經濟大勢之轉變，再加上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老毛病，以致一再坐失發展機遇。港府也曾提出不少大計，如中藥港、鮮花港、數碼港、漁人碼頭、十大基建、六大產業等等，理念雖然不錯，無奈港府坐而論道，有關大計不是中途夭折，就是姍姍來遲。最典型的莫過於發展「知識型經濟」，十多年前港府已提出有關計劃，惟光說不做，遲至今日仍一事無成，明顯落後於「亞洲四小龍」之中的台灣及南韓等地區。
港府的無能還表現在對危機反應遲鈍，後知後覺。二○○七年，香港通脹加劇，連大米都賣出海鮮價，但港府漠視民困，遲至翌年第三季才勉強出手採取了一些紓困措施。其時美國金融機構頻頻出事，國際金融市場陰霾密布，但港府高官卻大言「亞洲金融風暴不會重演」，不料話音剛落，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已經襲來，當局這才手忙腳亂地釘木板、貼膠紙防風，醜態百出。可惜，儘管教訓深刻，港府依然不長記性，眼下金融海嘯剛剛平息，各行各業又掀起加價風，輿論要求政府未雨綢繆，高官竟然若無其事地聲稱通脹「言之尚早」。
悠悠萬事，民生為大。由於香港經濟遲遲未能轉型，結構性失業及貧窮問題始終無法解決，本港窮人數量由回歸前的不足一百萬人，增加至一百二十三萬人，在職貧窮家庭高達十九萬戶，顯示中產階級在向下流動。而在百物騰貴的今天，竟然還有數萬打工仔時薪不足二十元，這是香港的恥辱。早前有來自商界的立法會議員倡議最低工資設在二十元，引起一場軒然大波，凸顯本港窮人與富人之間矛盾惡化，也為香港貧富懸殊程度冠絕發達經濟體落下最好註腳。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窮人沒有希望，社會就沒有和諧可言，富人也不可能得到安寧。
除了貧富矛盾，官民對立也愈來愈尖銳，由雷曼迷債爆煲、反高鐵行動、外傭稅風波、泰國包機事件、高薪聘請副局長及政治助理事件，以至近期的骨灰龕一位難求等問題，無不顯示港府施政失去民心。不能不提的是，本港公共醫療千瘡百孔，醫療事故層出不窮，權貴患病可得到第一時間治療，而窮人生病則要苦苦輪候，甚至等到死都看不上醫生，如此不公不平不義現象，不引起民怨才怪。
正如有「八十後」年輕人指出：「換了特首後，我們看不到社會有希望。」是的，香港之所以亂象不斷，根源在於港府無能無承擔，曾蔭權公開表示，每日早上都在考慮退休的事。大海航行靠舵手，香港有如一艘在驚濤駭浪中行駛的船，船長無心戀戰，而大副、二副同樣胡混度日，不難想像，這艘船如果不是被風浪打翻，就是觸礁沉沒。
民不聊生的結果必然是官逼民反。要避免淪為沉船犧牲品，惟有起來抗爭，這正是愈來愈多市民支持激進路線的原因。可笑復可悲的是，港府渾然不覺危機將至，還說甚麼暴亂之說「言過其實」，這不由得令人想起兩句古詩：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