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構組織內的世代矛盾，十多年前已存在並且惡化，問題沒有得到完全解決，一直累積下來，「八十後」作為最底層員工，加上價值取向都與「五十後」和「六十後」有很大的距離，那矛盾自然是最尖銳。
香港回歸之後，遇上亞洲金融風暴，再加上資產泡沫爆破，政府財政緊縮，這令公營和私人部門一齊過緊日子，公司機構停止快速膨脹，甚至瘦身裁員，員工快速上升流動的進程被打斷，不但凸顯了管理層和前線員工的矛盾，就算管理層中，高層和中層也有矛盾，而一些專業團體一樣不能例外。
以前的一些專業團體，還有一種大老文化，上下流動比較快，大老掌握相對充足的資源，可用來擺平許多矛盾，並且招納弟子門生自成系統，那些大老通過這些一層層的系統，比較有能力操控。但當一層層的穩定架構被打破，大老就失去了這種操控能力，往往自身難保，也沒有多餘的資源去維持這個組織和系統內的秩序，結果就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所以，近年的功能界別選舉，一再出現冷門結果，一些行內的大老，有長長的銜頭和公職，卻不敵一些名不見經傳的新手。箇中的原因，就是那些專業團體上下分化，那些當過主席、會長、理事長的大老，在選舉時指揮不了基層和前線的專業員工，利益不一致，結果就令大老陰溝翻船。因此，未來要改革功能組別，這個因素不能不考慮，如果再加上其他的政治訴求和政治取向，功能組別的選舉結果，不能再用以前慣常的模式作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