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邦國委員長今次人大會議工作報告中，出現了「文化大革命」教訓的字眼，引起一些敏感猜測和議論，有人甚至認為和「近期毛派勢力抬頭」有關，「涉及黨內權力鬥爭」，「或回應有地方一把手無視法制」、「大唱紅歌」等等。這個地方一把手就是重慶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薄熙來。
這些議論都屬於「過分解讀」，杯弓蛇影。吳邦國的話是：「這裏要強調的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總結建國以來的經驗教訓，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並把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作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項重要戰略任務。」
重讀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可知該全會沒有總結「建國以來的經驗教訓」，因為那時華國鋒還是黨主席、「英明領袖」，建國以來的許多重大冤假錯案和黨內鬥爭都沒有平反昭雪，毛澤東還是神。那次全會總結最多的是「打倒四人幫」以來的工作情況，提出要把黨的中心工作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其實，嚴格來講，三中全會連「文化大革命的教訓」也沒有總結，因為「文革」還遠遠沒有被黨中央正式否定。
歷史背景如此，吳邦國在論述問題時就只能用頗為模糊的方式兩筆帶過：一是「建國以來」，二是「文革」，而且「特別是」文革。這就是吳邦國在講十一屆三中全會如何如何時提到「文革」的原因，也即是說這只是「論述」上的需要，「寫作」上的需要，和「現實政治」沒甚麼關係，大可不必捕風捉影。
其實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會議公報中並無改革開放的決策；說到民主，也只是重申毛澤東講的民主集中制，講法制也着墨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