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競爭力每況愈下，社科院日前發布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再次警告香港在多方面的優勢已被上海、北京、深圳等內地城市快速追趕甚至超越，全國城市競爭力「一哥」的地位隨時不保。負責有關研究的學者呼籲港府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代之以「積極地有限度干預」，以推動經濟多元化發展，減少貧富差距，紓緩社會矛盾。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有關建議可謂一語中的，切中要害。「積極不干預」是港英時代遺產，源於古典自由主義理論，然而，自由並非絕對，港英政府有意在「不干預」之前加上「積極」二字，可圈可點。事實上，港英政府並非對市場放任自流，而是在適當的時候積極介入，在適當的時候有所作為，否則就不會有耗資龐大的玫瑰園計劃，包括新機場、青馬大橋等大型基建。
美國傳統基金會早前發表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香港連續十七年被評為世界最自由經濟體，新加坡則佔據第二位。最耐人尋味的是，兩個城市的宏觀經濟管理模式及政府擔當角色大異其趣，港府奉行大市場、小政府政策，新加坡政府則是強勢介入經濟活動，惟兩地經濟自由度的評分卻相當接近，這足以證明，即使在以保守著稱的傳統基金會眼中，自由市場與政府干預並非勢同水火，而是可以並行不悖，當市場的「無形之手」失效時，政府有必要伸出「有形之手」，適度予以干預，確保經濟有序運作。
由此可見，自由市場不是無為而治，更不是袖手旁觀，而是順應時勢，有所為有所不為。港府並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場的信徒，而是將大市場、小政府當作推卸責任的藉口，迴避批評的擋箭牌，以及掩蓋無能的遮羞布。
不管白貓黑貓，捉得到老鼠就是好貓，不同經濟管理模式孰好孰壞，應該由事實說話。新加坡與香港是競爭對手，亦是亞洲自由市場的兩個典型，近十年世界風雲變幻，兩地經濟發展呈現很大的差異。新加坡經濟結構多元化，香港則是獨沽一味金融業；新加坡平均失業率遠低於香港，經濟增長率則在香港之上，人均國民產值多年前已超過香港；新加坡貧富差距較小，社會矛盾相對緩和，而香港貧富懸殊程度冠絕全球發達經濟體，社會上仇富仇官情緒蔓延，各種深層次矛盾不斷惡化。哪一種管理模式更為有效，哪一種經濟模式更為優越，一目了然。
從世界範圍看，歐美發達國家在金融海嘯後紛紛放棄不干預政策，積極介入市場，更引發人們對自由經濟是否已經不合時宜等問題的討論。全球都在變革，本港也必須反思政府的角色，正如上述學者指出，港府要由以往的積極不干預，變成積極地有限度干預，尤其是在提供公共服務、推動產業多元化方面，政府要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形勢比人強，本港推行最低工資、限制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準備就市場競爭立法等等，與其說是對自由經濟的干預，不如說是對畸形市場的糾正。變化才是永恒，管治思維也必須與時俱進，不干預政策的老皇曆再也不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