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以來，最大的弊端是在董建華開始的商人治港思維。本來商人治港，應該不太計較政府的開支，辦大事不會省小錢，但從亞洲金融危機開始，特區政府恐懼財政赤字，一切以低成本為上，甚至不惜破壞香港運行上百年、備受推崇的公務員制度、大學制度；在政府內部實行同工不同酬。實際上，目的是私營化，只是礙於原有公務員和大學體制的力量，存量不動，卻以凍結處理，增量則全面私營化。
一是以合約制替代公務員和大學僱員的長俸制，不作承擔，也不作人力資源的長期投資。而合約制的工資待遇福利都低於原有標準，大學教授也不例外，只是沒動公務員中頂級的政務官，可也近於凍結，不作增聘。這種非公務員合約職工，在政府部門卻一做十多年。如今，原來財赤風險在歷年財政盈餘擴大之後，已沒法作為藉口，然非公務員合約制依然持續，政府絲毫不顧一個政府兩種制度對公務員的士氣、團結、效率等等的負面作用；而在大學方面，待遇較差的新制，教席難吸引好的人才，不少大學已開始糾正。
二是外判。國際經驗證明外判的成本（若包括外判產生問題的彌補費用）並不比不外判為低，且外判對整體工作產生很多協調問題。可是，特區政府對國際經驗不了解、不考慮，也不對外判產生的諸種問題加以解決，堅持外判，使外判變成部分企業或個人謀取不合理利潤，壓抑工資待遇的途徑，比非公務員合約制更為惡劣。
三是把政府或公營資產私有化。如地鐵、九鐵、領匯等等，實際上是把政府資源低價讓出，令私營機構和投資者賺取不合理的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