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難當前，匹夫有責，那是理所當然的。然而嘛，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所講的「社會秩序危機時期記者採訪的法律環境」，要求媒體協助政府執行應急措施，說得通嗎？在內地也許是通的，但在香港以至於其他奉行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國家地區，這毫無疑問是狗屁不通。
記者神聖的天職就是監察政府，此之謂「第四權」，從來不應亦不會協助政府文過飾非，官方媒體除外。所謂社會秩序危機時期，說的大概是各式各樣的天災人禍吧，記者不但沒有義務協助政府，反而更加應該鞭之撻之，揭發一連串禍國殃民的弊端。
譬如說，四川大地震是社會秩序危機時期了吧，記者沒有義務協助政府隱瞞豆腐渣工程。又譬如說，舟曲泥石流是社會秩序危機時期了吧，記者也沒有義務協助政府推卸五十年濫砍濫伐導致水土流失的責任。
唉，說穿了，所謂「社會秩序危機」其實全部等同「官場秩序危機」，因為朕即國家，國家有難，朕也有難。
國產官僚要求記者協助化解的危機，並非出於社會，而是來自官場，因為每逢災難少不免要追究責任，記者放棄監察政府了，沒有「為民喉舌」，只有「為官喉舌」，那麼沒有官員問責落台，官場秩序得保。
朕即國家的原話出於法國路易十四之口，不過，中國將之發揚光大。按此邏輯，欲救國，先救朕，救國無非為救朕，故郝鐵川的媒體協助政府論應運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