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黨雖然和張宇人劃清界線，但公眾自有判斷，不是由張宇人和自由黨的解釋和聲明可以單方面決定，傷害已經造成，問題只在於能否止血。
今次事件的影響，重點不在於最低工資，而是在於對功能組別制度的衝擊，自由黨也吃了一記重拳，將來選舉，一定要面對這筆政治負資產。
今次最低工資事件，不只是張宇人的個人問題，也是自由黨的問題，如果自由黨畫地為牢，自我定位為一個壓力團體和利益團體，那就不只是自由黨自己的問題，而且是關於整個香港政治生態的問題。
立法會的選舉，一直有所謂六四開的說法，這種分析不能說完全是錯，卻有很大的局限。因為支持泛民的六成，其成分並不一致，政治取向也存在分歧，嚴格而言，那六成還可再分成兩至三個層次，用台灣選舉的慣用語言，綠可分深綠、淺綠，藍也可分為深藍、淺藍，所以泛民的六成票，也起碼可再分為死硬泛民和中間泛民，死硬泛民可能有兩成至兩成半。
而中間那三成左右，投票取向有相當彈性，他們的最後投票決定，視乎當時的政治氣氛，例如大陸和香港的利益是否被對立、財富分配情況、特區政府施政表現、政黨及參政人士的質素和表現。
要把泛民的票數向下壓，基本上是取決於中間形態的政治力量，吸取泛民的中間選票，當年范徐麗泰就最成功。但自由黨自我降格為壓力團體，這三成選票，就最後流回泛民的陣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