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前，中央談判香港前途和制訂《基本法》時，考慮香港回歸後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但中央還是要掌控一定權力，不可能甚麼都不管。主要出於兩點考慮：一是有些事情必須中央出頭才能解決，因為香港不是一個國家，英國人統治時，要由倫敦出頭，回歸後則要由北京出頭；二是九七後，香港依然會有危害國家根本利益及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破壞力量，危害社會穩定，純靠「港人治港」不行。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市，無論是歷史原因，還是現實戰略利益原因，外部勢力必會大做文章，而香港也有裏應外合的力量。
上述考慮，當年鄧小平在會見各類訪京人士時反覆強調過多次。回歸後的事實證明，中央的擔憂不是多餘的，而是還不夠周全，有些問題的確沒有估計到。例如，中央估計到回歸後英國人撤退時部署的「還政於民」、「民主拒共」這套東西必會長期發酵，必會成為反對派與北京長期鬥法的武器，但沒有想到他們竟然把這套東西發展成「公投運動」，他們要把英國人的「代議士民主」發展成「直接民主」，要動員香港數百萬市民以「公投」挑戰國家憲法和《基本法》，挑戰中央憲政權威，他們背後的政治目標是要拿掉「一國」、踢走「中央」，把香港的「高度自治」變成「完全自治」，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政治實體」，在香港搞一場「顏色革命」。
問題的性質如此嚴重，會顛覆「一國兩制」，顛覆中國單一制政體。目前反對派當然不敢公開承認，他們還在唱「民主」的調子，唱「雙普選」的調子，唱「普通法」如何如何的調子。但北京不是三歲小孩，更讓北京擔憂和反思的是，為甚麼中央託以治港重任，要對中央和港人福祉負責，要對「一國兩制」負責的特區管治班子和行政長官，竟對這麼嚴重的問題不知不覺、麻木不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