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對九七年後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有「一個目的」和「兩個防止」。一個目的是，要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對中國的現代化作出獨特貢獻；兩個防止，一是防止香港走向完全自治，成為「獨立的政治實體」；二是防止香港成為「西化」、「分化」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前哨陣地」、「顛覆基地」。上述「一個目的」和「兩個防止」，是北京衡量香港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否成功的標準，也是評估香港行政長官和管治班子工作表現的標準。
回歸前，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和過渡期的安排等問題時，上述「一個目的」和「兩個防止」就是北京的方針政策，無論在談判桌上還是在各方面的籌劃，都圍繞着這些而展開；英國人的部署也很有針對性，保持過渡期繁榮穩定是英國人的管治責任，也是英國人維持過渡期有效管治及「好整以暇」、穩妥周密完成其撤退的先決條件。因此，十三年過渡期，在繁榮穩定問題上中英能夠基本配合，這是共同利益決定的。
然而，在「兩個防止」問題上，英國人當然不會為北京着想，恰恰相反，她的整個部署，從明到暗，從制度變革到人事安排，從硬件到軟件，都是要盡量令香港九七後向有利於「完全自治」發展，向「獨立的政治實體」發展，向把香港永遠留在「西方營壘」中、從而對西化、分化中國發揮政治作用的方向發展。
在這「兩個防止」問題上，英國人對北京可說是處處進擊，寸土必爭，從談判桌上一字一句構條文到彭定康拋出「三違反」的政改，英國人出盡法寶、絞盡腦汁、拚盡全力，這是她的「光榮」撤退，也是「到位」部署。回歸以來，英國人的心血和工夫果然沒有白費，在「兩個防止」問題上，中央不斷遇到挑戰，麻煩不止。到了今天，竟出現了反對派和特區政府共玩「補選公投」的天仙配，朝綱全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