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香港歷史，前港督麥理浩在任期間（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八二年），先後推出十年建屋計劃及「居者有其屋」，令大批低下階層市民搬進公屋安居，以及大批無資格居住公屋又買不起私樓的夾心階層有安居之所。居屋政策，一開始就是政府對高地價政策的補償機制，是社會矛盾的「減壓閥」。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公屋和居屋政策，也是香港成為亞洲四小龍的基本因素之一。
麥理浩的建樹，是出於政治需要：離一九九七年愈來愈近，英國要在談判桌上獲得較佳地位，需要爭取港人的認同。曾蔭權的角色與麥理浩不可同日而語，但麥理浩為英國部署撤退進行種種大刀闊斧的改革，曾蔭權要為香港社會經濟的轉型、為下屆政府奠下一個較好的管治基礎，卻有着相似之處。
有人說，如果香港在二○○五年時能充分吸取樓價暴升暴跌的教訓，藉樓價大調整作經濟轉型，逃出地產主導的窠臼，令樓價穩定而長期地處於較合理、大多數打工仔女都能負擔的水平，就可避免今日的困局。
但說句公道話，曾蔭權二○○五年上任之時，由於政制發展問題解決不了，很多問題都被嚴重制約。如今政府和社會從政改內耗中擺脫出來，應集中精力拚經濟，解決高地價政策帶來的種種問題和矛盾。雖然曾蔭權任期只剩一年零十個月左右，但他仍然可借鑑麥理浩進行房改。關鍵在於有無膽識、魄力觸動既得利益集團的「命根」，有無使命感為廣大市民福祉一往無前推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