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具爭議的最低工資，據悉已被「逼出」共識，是二十八元還是二十九元或貼近勞工界力爭的三字頭三十元，一元的上落，對低薪打工仔有多少幫補？如果說二十八元時薪這中間落墨就可令低薪工人活得有尊嚴，吾不信也。
最低工資尚未實施，大酒樓集團已大嗌勢增加成本，話明羊毛出在羊身上，勢要加價。事實上，當下許多酒樓食肆的樓面員工可謂買少見少，有時方圓幾十公尺內難覓一個侍應生加水點菜，已沒有裁減員工節省開支的空間。即係話，增加成本多數轉嫁消費者身上，苦的又是小市民。
最低工資充分反映港府施政的無能，加上當局一向漠視基層苦況，以致貧窮兩極化愈拉愈開，社會深層次矛盾愈發嚴重。政府勇於做守財奴，其坐擁豐厚的財政儲備與外匯儲備，理應以投資收益照顧弱勢社群，以及寬減中產的稅務壓力，年年財政預算或施政報告，政府都拿不出前瞻性的方案或措施改善民生，頂多小恩小惠的「派糖」，而每次均「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派得天怒人怨。
活在香港，低下層必須有蔑視痛苦的勇氣，否則日子難過。這方面，中國文人的阿Ｑ精神堪可借用。陸游的《筆記》便記載北宋大詩人黃庭堅因文字得罪，屢遭貶斥，最後貶到廣西的宜州，時逢三月，熱得如蒸籠。有天下雨，炎威稍殺，詩人喝了點酒，坐着矮涼床，把雙腳從城樓的欄杆中伸出去讓雨淋，他寫信告訴好友說：「這是我一生中最快活的時候啦！」
最低工資立法並公布，低薪工人恍如久旱遇甘露，理應向詩人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