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胡適在台灣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蔣介石讚揚胡適「個人之高尚品德」，並藉機發揮「號召大家發揚明禮儀、知廉恥之道德力量」，表示中共之所以批判胡適，即緣於此。滿腦子「全盤西化思想」的胡適當場駁蔣：剛才總統對我個人的看法不免有點錯誤，至少，總統誇獎我的話是錯誤的……我們的任務，還不只是講公德私德……總統年歲大了，他說話的分量不免過重了一點，我們要體諒他。我個人認為，我們學術界和中央研究院應做的工作，還是在學術上。
胡適如此明目張膽、大庭廣眾之下挑戰老蔣「權威」，震驚會場。不過，老蔣場面上倒是比打敗他的毛皇帝顯得有「雅量」，沒有立刻發作、破口大罵，只是在當天日記寫道：今天實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橫逆之來……今天在中央研究院聽胡適就職典禮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說是求全之毀，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後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經驗。而我輕交過譽，待人過厚，反為人所輕侮，應切戒之。老蔣在日記中還說，因為胡適之事令他終日抑鬱，服藥後方可安眠。
當年，大學者梁漱溟也在一會議場合為「農民處境」請命，和毛皇帝激烈爭吵，梁負氣曰：就是要看看毛主席有沒有聽別人意見的雅量。毛震怒：我就是對你沒有這個雅量。當場，眾人紛紛痛批梁漱溟。其後，梁漱溟成為「反動人物」捱整。
蔣、毛都有帝王之尊，遇到有人發表不同意見、冒犯其權威時都很生氣，但表現「雅量」不同、處理不同，不在於他們的秉性不同，而在於信奉的思想理論不同，蔣將胡適之言行視為個人之狂妄，毛對梁漱溟之言行視為攻擊黨的政治路線。明乎此，可知紅朝治國理政之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