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一定要由特區政府通過政策和立例這些措施來解決。不過，這不是單一的問題，每一個行動都牽涉到「順得哥情失嫂意」的事情，有得也有失。
以最低工資立法為例，表面上是可以改善貧富差距，但實施起來有甚麼問題，仍需要再予觀察。另一方面，例如CEPA和個人遊這些支持香港的經濟政策，其重點是改善經濟整體，而不是針對貧富差距。當然，在內部政策不變下，這些經濟利益，上面階層的人可能吃大口一點，下層的只能吃一小口，而這一小口的最佳體現，就是改善香港的就業情況。
說到香港就業情況，二○○三年，失業率是百分之七點九，就業不足率是百分之三點五。然而，自從推出CEPA和個人遊兩項措施後，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率馬上一齊下跌，到二○○八年，失業率跌至百分之三點六，就業不足率跌到百分之一點九，是十年來的最低水平。
中央挺港的經濟措施，上層發了大財，下層有了飯開，以前失業和開工不足，現時則有工可做，只是工資卻上不了。故此，台灣要參考香港的經驗，一定要對口徑，搞清楚甚麼是政策目標。
CEPA和個人遊不是萬應靈丹，一經服用，就解決所有問題，但經濟活動增多和改善之後，政府可以自行制訂其他政策去補救，上層發大財，稅收總會增加，真的有需要，政府還可以再多拿一把，去補貼低下階層；相反，如果整體經濟差，上層自身難保，那政府就算想拉上補下也欲補無從。可見台灣民進黨為求政治攻訐，連台灣民眾，尤其是最低下層的生計，也可以作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