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過去三十年統計數字的趨勢發展來看，導致香港貧富懸殊加劇的主要因素，除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影響之外，還要加上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後者把問題的嚴重性深化。
翻看一九八一到一九八六年的數字，最高一成住戶的收入維持在佔香港總收入三成半左右，五年期間內變化不大。最低三成住戶佔總收入由百分之九，升到百分之九點四，變化也是輕微，所以當時香港收入分配是處於穩定的狀況。到了一九八六年，開始呈現同時高層上升、低層下降的分途發展。一九九一年，差距再進一步擴大，出現喇叭形的走勢。由一九九六年起，上層的開始打橫行，下層的跌勢未止，十年跌了一成六。
香港貧富懸殊，是受到中國改革開放和全球化的影響，相信符合事實，但中國改革開放和全球化運動是大勢所趨，不是香港想要就發生，也不是香港不想要就不發生，而且受影響的也不是只有香港一地。年前西班牙一個城鎮就來個火燒溫州鞋店，歐洲許多國家對中國的崛起意見甚多，是因為感受到中國競爭的威力。香港近在咫尺，互動的影響更大，不但貨品是在同一個市場，服務也受影響：周六周日到深圳消費，連理髮修甲也可以一併搞定；訂做西裝，更是香港度身，深圳起貨。這種競爭，是香港逃不了的現實。
對此，筆者經常跟台灣的朋友說，台灣還未和大陸統一，但一樣受改革開放以及全球化的影響，香港感受到的問題，台灣一樣不能幸免，否則不會有產業空洞化的警告和威脅。因此，民進黨把香港的經濟、社會問題跟回歸以及CEPA拉上關係，是連台灣的現實也看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