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宇人的失言，問題不在於最低工資的立法過程，因為決定時薪水平，一定會和綜援的水平拉上一定關係。最低工資主要目的是保障生活，而綜援已是最低生活水平的指標，在哪點落墨，相信政府心中有數，個人估計是在二十五元到三十元之間。如果定在三十元，大概有三十七萬人受惠；稍下調到二十八元，受惠人數大概有二十九萬，佔總勞動人口的百分之十，為這百分之十的勞工立法，還是合理。
張宇人真正闖的禍，是為目前的政治制度惹麻煩。今次的政制改革，本來以為重點是在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因為香港是行政主導，行政長官的政治角色當然比立法會吃重。但事實上，矛盾卻聚焦於立法會，尤其是功能組別的存廢，幾乎成了今次政改諮詢的主菜。反對派開出的底價是全面撤銷功能組別，這幾乎是整件事情的成敗關鍵。
建制派認為功能組別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有正面作用，反對派就認為偏袒工商界。建制派對此要解釋，其實也不是沒有論據，因為公平與否，是可以通過功能組別的選舉辦法來改良。如果不把工商界利益和基層利益尖銳對立起來，偏袒工商界利益的指控也叫不響。
不過，偏偏在這個敏感的時刻，張宇人卻以曼谷夜市議價的態度，建議把最低工資時薪定在二十元，既不符情理，也不合邏輯，更為反對派添一口實。
成語有云：「太阿倒持，授人以柄。」正是張宇人之所為！但太阿劍所刺的，卻不只張宇人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