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政府企硬，對失職高官不作出嚴肅處分，以保持高官隊伍的士氣不受到進一步的打擊，但政府不得不承認，現行有關退休高官再就業的制度正面臨大幅度修訂，必須審慎詳細地考慮，引入新的規管標準。
高官退休後再就業的權利應該受到尊重，毋庸置疑。但是，高官畢竟掌握大量政府機密，有些在一定時間內仍然有效，加上此輩了解決策過程之微妙處及政策的灰色地帶，尤其是與房屋土地、大型基建、金融、稅務以至與公共服務專營權有關的特殊項目，發展商及大財團喜歡招攬他們加入，在商言商，是非常理性的選擇。問題是，為保障公眾利益不受損害，必須作出嚴格規管。
公眾利益永遠優先，同樣不可置疑，因此在禁制期不變的前提下，延長常秘層的管制期實屬必要，立法會專責委員會就梁展文事件的調查報告所作出的建議值得支持，這與夏佳理委員會的建議非常一致。現時社會正等待政府的回應，後者口頭上承諾會盡快行動，且拭目以待。
同樣值得重視及無法迴避的，是對政治委任的問責局長的管制期問題。社會輿論普遍認為，與常秘比較，局長掌握更多極度機密的政府決策資料，可以說得上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對局長設立管制期，從保障公眾利益的大原則考慮，絕對切合情理。倘若常任秘書的管制期為五年，則局長至少不短於五年，值得考慮。現時對局長只有禁制期而沒有管制期，是問責制的不足之處。
問責制自二○○二年啟動之後，到現屆政府結束時，足足有十年之長，在實踐上已有不少正反經驗可供參考，連同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的安排，是時候作出全面檢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