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的一天，深夜一時多，一位學者朋友來電，平素很少有人在夜深找我，此事教人印象深刻。當天的較早時候，香港爆發了佔領行動，大批示威者在中環、金鐘佔據馬路，好些還是年輕人。警方一時陣腳大亂，投擲出多枚催淚彈，示威者沒有防備，紛紛敗走，一副可憐兮兮的模樣。
朋友是厚道人，向來愛護年輕一代，事發後夜不能寐，故來電一抒胸臆。另一個來電的原因，可能因為我是報章專欄作者，朋友想暗示我替年輕人講幾句公道話，最低限度也別太嚴厲鞭韃。
我倆都是教育工作者，筆者完全明白朋友的良苦用心，翌日的文章有否對年輕人減少了幾分責難，事隔多年委實忘了。但在那個年頭，我對反對派也有幾分同情，話到口邊總會留半句。
當年的佔領行動足足纏繞了兩個多月方才平息，這位朋友對年輕人的驕橫任性已有微言，但愛護之心仍然不變。到2019年，爆發了反修例風波，香港亂作一團，朋友雖然不如以往般強烈地同情年輕一輩，但初時尚有三分憐惜。我倆交換意見，我認為示威者不能跟中央的關係弄得太僵，應該稍作退讓，朋友仍會說：「為何不能由中央先作退讓？」直至我回應說：「可能在中央眼中，《基本法》第23條立法和國民教育問題上，已是一讓再讓，故不能再縱容反對派得寸進尺。」他聽後才默然，陷入沉思之中。
不過，到了反修例風波中段，朋友已徹底變成了「藍絲」，他提出過幾句反對派不中聽的話，更一度使人身安全受到威脅，事件更成了新聞。我身邊這位朋友的例子很值得「黃絲」反省，像他一般由黃變藍的人定然不少。黃絲的抗爭手法，將本來愛護自己的人趕到了對立面，他們這樣做，無異於自絕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