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作為國際城市，服務中國和全世界，香港不應談政治，但不是所有的政治。
不應談的是意識形態的政治──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爭，東方與西方之爭，基督教（或加上猶太教）與伊斯蘭教之爭。在意識形態的層面上，這些爭辯是有意義的，但意義屬體制和文化。香港作為一個城市，中國之內也在「一國兩制」下的城市，體制與文化大致已定，可以有演化轉變，卻不是根本性的變化。
當然，這些意識形態之爭，不應屬於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歷史上這些體制與文化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伴生雜生。就如社會主義始自資本主義；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也是同根同源；東方、西方從來都是相通，互相影響。
香港作為國際城市，要避免的是極端化意識形態之爭，讓不同的意識形態在香港和平共存。香港的限制是不容許意識形態之爭產生在政治範疇，只容許它們在非政治範疇之內，《基本法》的憲法性規範便集中於此，也因而香港不能作為任何意識形態政治顛覆的基地。
而香港容許且要鼓勵的是分配的政治。分配指的是社會資源、土地、財富以及城市的各種空間，分配要求再分配，分配與再分配都需要政府、體制與政策的保障與干預，目的是平衡社會裏各種經濟利益與社群的關係，達成制度化的相對共識，從而發揮出各種經濟利益、社群的競爭力、潛力，推動香港社會的經濟與文化的進步，改善所有人的生活條件與質素。
分配性的政治，是以香港社會為本位，不涉及輸出或是進口政治意識形態來改變香港和外地的政治制度。因而對香港這個國際城市而言，是採納政治的保守主義，與外地保持政治中立，也因而使香港內部不會因為政治意識形態之爭造成內耗，引來外地政治干預。
國際上，大者如瑞士，小者如摩納哥，都是採取這樣對外政治中立，也禁制政治意識形態對本地政治社會的衝擊，因而能夠在社會穩定的基礎上，尋求本地長期經濟與社會發展，追求制度創新，使社會絕大多數人安居樂業，享受着世界上少有的先進和諧的生活水平與條件。
香港在許多方面的條件和機遇本勝過瑞士和摩納哥，因為中國內地因素，也因為本地居民的勤奮努力，香港發展的條件與潛力應可勝過瑞、摩，問題是政治意識形態造成的內耗，和殖民地體制造成的分配矛盾。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香港應撥亂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