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聯號召罷課，向北京和香江府衙提出狠辣條件，申言若不「回應」就將行動升級。這些條件是「確立公民提名」、「推翻人大常委會決議」、「主理政改官員引咎辭職」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向港人道歉」。條件如此之辣，當然不是為了「難為」北京，讓朝廷難以「回應」，而是為了將「行動升級」製造一個「責不在我」的堂皇理由。學聯的「要求」和舉動說明，他們根本不想通過「罷課」等方式向當局表達意見，而是直接用行動「說話」，用行動表示強烈敵意，掀起社會運動。
與此同時，二十三名反對派議員集體宣稱全面杯葛第二輪政改諮詢，以兌現「政改落閘」就冇得傾的「承諾」。反對派的行動和學生罷課一致，要把政改之役推向「全面抗爭」的新階段：首階段政改諮詢的「溝通交流」、「有商有量」已死，甚麼「有溝通總比沒溝通要好」全是扯淡，類似的話不要再講了！
如果反對派真的全面杯葛第二階段政改諮詢，對政府拿出的政改方案不置一詞，那麼「政改三人組」也真的沒有甚麼工作可幹了，政改諮詢將成為政府和建制派「王婆賣瓜自賣自誇」的獨角戲，其結果也就不問可知，立法會上一定通不過。這段時間，朝廷和香江府衙要把大部分精力用之於對付各種形式的抗議活動，應付「佔領中環」。
在此情況下，「袋住先」和「撬票」也都不可能，爭奪民意支持的輿論戰也變得沒有意義。輿論戰場會集中在「佔中」與「反佔中」、「公民抗命」與「反公民抗命」上。社會撕裂、雙方搏殺，不論「動亂」與否，「流血」與否，都將大大衝擊香港人對爭取民主和普選作出更強烈的反思：到底香港的民主普選在朝廷詮釋的「一國兩制」框架下能夠是個甚麼樣子？這個反思的結果和取態，會直接體現在二○一六年立法會選舉結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