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腦外科醫生臨危受命，幾乎是應召即時出發，飛抵馬尼拉，為腦部重傷青年梁頌學診治。港人的共同願望是讓梁頌學活下去。他一家五口歡天喜地到菲律賓旅遊，三人不幸在槍手挾持事件中喪生，剩下來的就只有他和媽媽。梁母身體並無嚴重受傷，但遭逢家庭慘變，恐長久難從傷痛恢復過來，救回愛兒性命，可能就是她的唯一慰藉。
在鎂光燈下開展艱巨任務的腦外科醫生，承受壓力之大可想而知。甫抵菲國，他要作的第一個決定是傷者是否需要再進行腦部手術？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傷者的腦壓正不斷上升，情況惡化。隨之而來的決定是，應否假手菲國的醫生再為他進行手術？答案已是最肯定不過。但更困難的決定是，傷者是否適合飛行？答案是若拖延下去，病人飛行風險只會更高。於是，腦外科醫生決定事不宜遲，立即起行。
我對於這個決定萬二分欽佩。這是個為病人利益甘願承擔被社會指摘風險的專業決定。危重傷者飛行不無風險，若他在途中情況惡化不測，決定把病人在不穩狀態下送回香港的醫生必遭社會質疑。因此，若由無承擔的醫生作決定，優先考慮可能是保障自己的名聲，以傷者情況不穩為由，把他遺棄菲國，把責任完全推卸給當地醫生。
相比之下，就人類豬型流感為社會出謀獻策的本港大專家、大教授，便顯得全無承擔。他們對這新病毒殺傷力不大的客觀證據視而不見，大吹大擂大難臨頭，背書政府浮誇抗疫，不知是受利益攸關的藥商所託，抑或是害怕萬一病毒真的如自己吹擂般惡毒便名聲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