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計處數字顯示，月入在四千元以下而具專上教育學歷者有五萬多人，比上年增加近百分之十三，佔全港有專上教育學歷的工作人口半成。高學歷低收入包含着嚴重問題，因為高學歷代表金錢和時間的高投入，低收入的結果表示高投入的浪費、對個人和社會的浪費。
更令人擔心的是，百多萬高學歷就業人口呈現兩極分化。月入三萬元或以上者有所增長，雖只是百分之二點一，卻是在整體高學歷人士數目減了百分之一點一下不跌反升。
而月入三萬元以下者總體就業人口減少，當中月入二萬元至三萬元之間有十九萬人，佔總體比例兩成，數目比上年下跌近百分之七；收入更低的除了月入一萬元至萬五元的十七萬人有百分之三點五增加外，餘者全部下跌，月入四千元以下則上升。
數據顯示高學歷對收入幫助的因素逐步消失，或許可說除了月入三萬元以上算中產階級外，六成多的高學歷人士便變成了中低收入者，且可能是無望進入中產階級，收入日益萎縮。
高學歷者尚且如此，香港眾多年齡較大而低學歷的大多數，更逐步地墮入貧困者的行列。雖然香港人均收入居發達國家和地區之列，但貧富懸殊比例卻接近最窮國家的水平。
回歸後出現這種趨勢，或許可說是港英當局當年種下的惡果，但在回歸前過渡期，北京緊密監督，卻察覺不到港英的陰謀；回歸十多年，特區政府竟無力解決，反而使問題加劇，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同樣難辭其咎。二○一一年快要開始，我們有否方法和能力去扭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