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第二次回歸決定「一國兩制」能否發揮巨大作用，使香港與內地產生協同效益。
香港要進行第二次回歸，是因為第一次有很大不足之處，表現出來是近年來的政治反動，尤以反修例引發的政治動亂最為激烈，甚至要顛覆九七年的回歸。政治反動的性質在於他們不是要求社會改革，也不從社會基層出發。
參與和組織者都屬社會精英的大學生、大學畢業生，和部分專業人士，附從的是少數無業青年和中學生。而在動亂的過程裏，更多的專業人士，包括醫管局的醫護、大律師、大學教師、社工、宗教團體，以至個別法官都給動亂以各種支持，因而動亂不是社會革命，而是社會部分精英的反動，要顛覆九七回歸，返回英國殖民地時代的體制和秩序。這是典型社會改革（九七回歸）後既得利益階層的反動行為。當然，香港這次還多了境外勢力的干預，但政治反動的本質不會因此改變。
政治反動的背後，是香港從殖民地承襲而來的社會精英對回歸體制不信任，通過對教育的操縱，把政治不信任傳給近年的大學生與中學生，形成去年幾十萬人的示威遊行和此起彼落、蔓延全港的暴動。這不能簡單地以媒體誤導作解釋，而更應看到香港整個社會的精英有巨大的比例是不同意和不願意接受回歸。若在香港推行第二次回歸，他們會是反對而不是支持的力量。
也因此，第二次回歸，乃至特區政府的施政，會面對巨大的阻力，香港的愛國愛港力量未必足以克服這些阻力。理由是即使在特區政府的建制和愛國愛港陣營，亦隱藏着不少這樣的人士，他們除了阻撓現時施政外，在中美矛盾衝突加劇底下，也可能成為香港乃至中國整體的潛伏威脅。
由於他們人多勢眾，在政府與建制佔據了不少戰略位置，清除不易。或許應付的方法便只能威逼利誘、內外夾攻。但最關鍵是中央政府要緊握大權，認真監督，不能掉以輕心。
威逼是用國安法的落實，依法嚴厲懲治犯法者，以儆效尤，作出威嚇。利誘是協助香港尋找在中美衝突下的結構轉型機會、商機和國際化轉向的機會，特別是怎樣借助中央之力擴大與東南亞的金融關係，推動香港作為「一帶一路」體系的金融、服務、教育中心的功能。內外夾攻是政府與建制都進行改革，調整人事，即使司法系統、政務官系統都不能例外；外則扶持在港的智庫與各個政策領域的NGO，監督政府，壓迫建制精英，也抗衡反中的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