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北京而言，「一國兩制」是大政方針、憲制安排。方針怎麼落實，憲制怎麼運作，要靠「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大政方針、憲制安排是「紙上文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具體作為才是「活生生的東西」，才構造了九七回歸後香港能否繼續「穩定繁榮」，可持續性發展，一國兩制才是「有生命、有活力」的創舉。
因此，作為大政方針、憲制安排的一國兩制理論上是好的，設計上是好的；從香港和內地的實際出發，也是行得通的。問題是，「港人治港」在獲得了「高度自治」後幹得怎麼樣，此決定了一國兩制的生命力和榮衰。老實講，回歸二十多年，「港人治港」幹得很不怎麼樣。朝廷很煩，國人很煩，香港各界、各種立場的人都很煩。大家似乎都在「不約而同」的認真考慮，一國兩制到了二○四七年後會不會、應不應成為「一國一制」。
更緊張的是，政治立場嚴重對立的雙方，對「一國一制」的內涵認同完全不同。有人主張屆時香港應該實施中國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有人追求內地應該和香港一樣實施資本主義，讓「一國」成為資本主義，他們這些年「逢中必反」，要對中國「顏色革命」，要「結束一黨專政」，都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們認定「一國」如果還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是保不住的，解決方法有二：一是讓「一國」也行香港資本主義之制；二是香港或脫離內地「一國」，自己「獨立建國」，遂能保住香港之制，那個時候就不是「港人治港」，而是「港人治國」。
這當然是夢想和妄想，是「我今落魄邯鄲道，要向先生借枕頭」。不過，這絕非憑空而來，而是從這些年他們試圖本土至上、隔絕中港的「港人治港」而來，若進一步追究，就知回歸後的「港人治港」走上邪道，實有「深層原因」，實乃九七年「坐直通車」進入香港特區的「港人治港」，從制度、人事、管治、文化等等，都是有心抗拒社會主義「一國」。這種政治上的「原生態」很易促使「港人治港」走上邪路，挑戰「一國」，終將自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