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媒體報道，新冠肺炎疫症主要是老人殺手。疫症病死者，德國的平均年齡是八十二歲，法國是八十歲，西班牙是七十九歲，美國麻省也是八十二歲。或許正因如此，歐美一些國家對疫症採取較寬鬆的對策，部分更強調「群體免疫」，讓人口中大多數的青壯者熬過去。流行病學的一些研究也指出，實際帶病毒，所謂無症狀測試呈陽性者，數目更大。在多數社區已經蔓延，但沒有造成更大量的病死者。實際的病死率不是如現有確診數為基數的幾個百分點，以至超過十個百分點，而是比流感稍高的不足百分之一。
這樣的情況，讓更多老人死去，病死率會下降，群體免疫，疫情便可以控制。
不過，這樣的方法也會有其他問題。一是若因此放寬隔離，感染者更多，容易觸發病者隱藏的疫病。青壯者以至兒童，也有機會重病併發致死。二是病毒有變種的趨勢，據說中國的病毒致命性低於歐美。若病毒變種，群體免疫未必可以應付。一如各種流感，此起彼落，根治不了。
或許對於歐美社會，這樣的群體免疫發展是把老人消滅，把當地人口老化的速度減緩，從而對經濟有所幫助。但是，人口老化會對社會構成經濟負擔，可經濟的競爭力或發展動力並不單純由人口結構的青壯者來推動，否則的話，人口青壯的發展中國家都會經濟突飛猛進。
歐美社會早有家庭解體的問題，單親化，乃至一人家庭（例如瑞典便佔了人口一半），老人不是孤獨，便是無可依靠。有錢的老人沒問題，故此私營安老設備普遍。沒錢的不是政府收養（如北歐、西歐富裕的福利國家），便是未老先逝，或在貧窮線上掙扎求生。對社會的決策者，對社會大多數的青壯者來說，老人的生死便絕對不是政治問題，反而是有經濟和財政效益。
相反，中國還屬典型的亞洲社會，家庭觀念強，家庭組織跨越世代。老人是家庭的感情核心，不可或缺。中國政府不會因為發病和病死者多是老人而鬆懈，更不會如歐洲一些地方，把老人的呼吸器奪去用作年輕者的治療，或是六十歲、六十五歲以上便不進行加護病房治療等非人道主義的措施。
內地是所有人，不論貧富、年齡都全力救治。在人道主義精神和政策公平背後，還有社會整體對老人的尊重，家庭對老人骨肉相連的關懷。這不僅是社會主義，而是國家社會民族文明的延續！
年輕時看今村昌平的電影《楢山節考》，感受不深。今天回顧，卻令人懷疑歐美社會，究竟是怎樣的資本主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