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商有機可乘，靠嚇硬銷抗人類豬型流感藥物及疫苗，牟取暴利可追溯至二○○三年沙士之後。當時曾受沙士入侵國家及地區的衞生部長全部下台，而「雞珍」陳馮富珍卻帶着香港衞生署署長抗沙士不力、受立法會譴責之污名，登上世衞總幹事寶座，全球無不把為下一個傳染病災難做好準備，列為首要政治任務。
檢討上世紀傳染病災難，最嚴重的是一九一八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估計四至五千萬人病死。西班牙流感當年死亡率估計在百分之一至二左右，雖然恐怖，但程度遠不及二○○三年波及多個亞洲國家的H5N1禽流感，人類感染死亡率高達百分之六十。因此，全球新接班的衞生官員鎖定流感大流行，為最有迫切性制訂「應變預案」的傳染病災難。
他們的假設是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翻版，且此回病毒可能是更惡毒的H5N1，嚴重程度可能比一九一八年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腦袋一面倒朝最壞情況打算：怎樣治療一時間出現數以十億計的病患？怎樣處理大量需要深切治療的嚴重個案？怎樣及早發現流感大流行？有否堵截方法？
藥商在這個恐怖的氛圍下，伺機以「企業責任」之名，斥資招攬幾乎所有世界權威，研究流感、研討流感、教育公眾關於流感的危害，進行全球洗腦，製造世界末日的絕望感覺；同時營造「世界末日可預防」的希望，上述權威亦同時充任各國政府及世衞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