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日前討論把法定假期統一至17天的方案，政府不但無視勞工界要求推展目標以3年為限的方案，更在勞顧會沒有共識的情況下，擬由2022年起至2030年，以8年時間分階段增加法定假期至17天的草案，硬闖立法會。筆者作為勞工界代表，當然不滿，但在討論過程中，除了商界因既得利益而條件反射式反對，政府的回應也顯示出其定向思維，未能充分考慮改善勞工所得分配對社會整體帶來的正面效益。
根據局方的資料，假設所有企業都聘用替代員工以補充因增加法定假期而帶來的人力損失，每增加一天假期，預計每年的額外開支約為總薪酬開支的0.07%。當然，這只是最大的估算，因為很多企業會以同事一人多走一步的方式來處理假期增加而帶來的人力減少。筆者質詢羅致光局長，局方為何只有經濟損失的成本估算，而沒有評估因增加假期而帶來的經濟效益？因為港人放假總喜歡有活動，食飯、睇戲、購物的消費少不了，可望透過增加假期促進經濟內循環。羅致光的答案竟是：沒有！怪不得政府從來也視勞工權益是社會負擔，商界也視為洪水猛獸。其實勞工權益和所得的增加，對整體經濟而言可以是雙贏的，但政府需要拋棄新自由主義的桎梏，從促進內部需求的角度去檢視勞工所得的問題。
需求、投資、生產是經濟循環的3大元素，如果市道低迷，消費力弱，各種的服務、貨品就沒有人購買，生產自然就會萎縮，投資亦會減少，造成經濟衰退。現時由於疫情肆虐，全球經濟低迷，需求下降，所以香港雖然是一個外向型經濟，但應花更大的力度去刺激經濟內需。誠然，刺激需求的方法有很多，歐美的做法主要是超寬鬆的貨幣政策，所謂的救市措施就是印銀紙，可說是完全脫離基本的經濟因素。這種做法的壞處非常明顯，資金落到實體經濟有限，造就資產泡沫形成進一步的貧富懸殊。
特區政府若想經濟充滿動力，就要令大多數人消費得起，也要有時間消費，故增加工資和減少工時是必然趨勢，也是促成經濟增長的必然因素，解決工資福利增長與經濟發展的矛盾對立關係。而經濟內循環和內需，必須提高勞工所得和閒暇時間，一是立法保障，二是有政策將資金引進至高生產力的行業，鼓勵固定資本投資，研發、引進和應用創新科技而創造新價值，僱主不必只依靠壓榨勞工的血汗來賺錢，香港的經濟釋放潛力，強化內循環作基礎，就可增強外循環方面的競爭力。
話說西方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二戰後至80年代初，曾有過一段黃金時期，經濟、投資、工資同步高速增長。撇除對第三世界的剝削，關鍵的因素還是技術革命帶來的生產力上升，當時經貿合作組織國家的國民收入，勞工收益佔GDP比重約66%或以上，但後來無以為繼。反觀香港，多年來勞工收益所佔比重都維持在50%左右，工時又是全球最長，除了勞工法例保障不足，關鍵就是根本生產力提升有限，資金流向金融、地產等炒賣賺快錢的行業，最自由經濟體美名的背後，香港的經濟很大程度只是紙上富貴，以致社會矛盾愈見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