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交逃犯空蹉跎 港澳認祖未歸宗

澳門通緝 鞭長莫及

眾所周知，上海仔郭永鴻在港涉及洗黑錢、串謀刑事恐嚇、串謀蓄意傷人及串謀勒索等多宗罪，並在2018年棄保潛逃，流竄於歐洲、日本、南韓、泰國及柬埔寨等地，絕大部分皆與香港無簽訂引渡協議，以致一直逃過法網，期間更遙控其爪牙作奸犯科，成為多國警方的眼中釘，其犯罪集團亦屢屢被大舉掃蕩，走投無路下只好在去年11月返港，甫入境即被扣上手銬於機場被捕。

上海仔在澳門同樣臭名昭著，早在2015年12月，上海仔與同夥退休高級警司王福林涉嫌於澳門盜竊及訛騙，偷取本港富豪存於夾萬的籌碼及現金共6,000萬港元，其後被該富豪發現，並到澳門報案舉報兩人。澳門當局已正式立案，並循「一般侵犯財產罪」調查，兩人一旦入境澳門便會立即被捕，通緝令至今仍然有效。然而在港澳移交協議一片空白下，這同時意味着只要永遠不踏足澳門，所涉罪行便無法被追究，澳門當局鞭長莫及。

說來實在令人沮喪。明知這個人犯案纍纍，明知一經審判必然難逃法律制裁，偏偏囿於港澳兩地司法制度不同，至今未能就移交逃犯和刑事司法互助達成協議，只能眼白白任由罪犯逍遙法外。實際上，香港與澳門政府討論移交逃犯協議早於2000年開始，但一直議而不決，拖拖拉拉，澳門政府更於2016年主動向立法會撤回與移交犯人協議直接相關的《區際刑事司法協助法》法案，時任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解釋，澳門一直與內地和香港商討刑事司法互助協議，惟三地法律體系差異大，澳門政府須顧及區際間的協商安排，也要維持自身法律制度的完整性，協商工作有難度，需時較預期長，故決定調整澳門內部立法工作的策略和進度云云，自此中港澳三地移交協議一直膠着。

涉及本港商人劉鑾雄與羅傑承的澳門巨貪案，便揭示港澳無引渡刑事罪犯協議、令判罪淪為空談的荒謬。2014年華人置業前主席劉鑾雄及本港商人羅傑承在澳門涉以2,000萬元賄賂澳門前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被當地判行賄及清洗黑錢罪成，各判囚5年3個月，惟兩人留在本港並無到澳門服刑。本來，2019年港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草案，涵蓋中港澳台等與香港沒有簽訂移交逃犯協議的國家及地區，堵塞香港淪為逃犯天堂的漏洞，卻因為港府解說不力，被反對派及外部勢力騎劫，掀起回歸以來本港最大型的黑色暴亂，修例工作不得不「壽終正寢」，移交逃犯再也不談。

問題是，香港回歸已踏入24年，澳門亦剛慶祝回歸21周年，加上黑暴早已事過境遷，連《港區國安法》都已落地實施，再以司法地域限制作為藉口不作為，阻礙中港澳三地司法互助和移交逃犯，實在無論如何說不通。要真真正正認祖歸宗，便必須撥亂反正，不能再死抱規規條條自我設限。尤其是內地掃黑除惡雷厲風行，掃除的貪官黑警和保護傘不知凡幾，偏偏因為港澳的司法問題而淪為一國藏污納垢的「死角」，這顯然才是對法治的莫大諷刺。正如學者指出，認祖不歸宗如同「一國三制」，港人在澳門犯法後只需坐車坐船返港，幾十分鐘後便可甩身，不僅荒謬絕倫，亦令自詡法治之區的香港貽笑天下，敦促當局盡快修補漏洞，可謂一語中的。

一國之下 拆牆鬆綁

沒錯，中國和澳門皆奉行大陸法，香港則是普通法，法系不同，令三地司法互通在過去困難重重，惟只要精神不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要知道，即使法系不同，港澳都是處於一國之下，一國為先兩制為後，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特區有責任跟從一國，有責任拆牆鬆綁，將罪有應得的人繩之以法，這才是真正的法治精神。當《港區國安法》都能在香港實施，中央對某些案件更有直接管轄權，能將國安重犯移交內地審理，相對來說，實現三地移交逃犯根本沒有甚麼大不了，端視乎港澳兩地政府是否有決心罷了。當認祖歸宗的問題得到解決，上海仔之流在港接受法律審判及服刑完畢後，便可依法移交澳門，接受當地法律制裁，彰顯真正公義。

當然，必也正名乎。港澳有些媒體甚至官員，說到移交逃犯時喜用「引渡」字眼，其實這是不確的，引渡只適合國與國之間，港澳同屬一國，應用中性字眼「移交」。同樣道理，內地媒體或官方文件，動輒將港澳台列為「境外」，港澳台的媒體或機構皆被稱為「境外媒體」或「境外機構」，這顯然與一國自相矛盾。即使台灣統一問題未解決，但港澳回歸卻是實實在在的事，當粵港澳都同時劃在大灣區之內，沒有道理仍將港澳排除在「境外」，這不是予人口實，變相搞港獨、澳獨嗎？名正才會言順，這些字眼象徵一國，代表國家統一，必須執正，理應統稱為「港澳台媒體」而非「境外媒體」。

總而言之，港澳早非殖民地，早已回歸一國，既同為中國的特區，便不應再畫地為牢。當內地不時將逃犯移交香港，證明港澳絕非境外之地，在移交逃犯方面更須三地融合，絕對不能讓罪大惡極之人逃出法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