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的學生運動導致的六四事件，首先是反貪污的示威遊行，針對的對象是鄧小平家族和趙紫陽，起因是上一年的物價改革帶來的通貨膨脹，但是其後演變成為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的絕食與靜坐示威。
一是主其事的是北大學生王丹，但開會主持者是胡耀邦舊部、以職業革命家自命的王軍濤。
二是中央決策猶豫，反映內部的分歧與鬥爭，不盡因四五民運的因素，應包括趙紫陽早在上年被內定下台以對經濟失誤負責，由此而引發中央人事變動的爭執。
三是學生示威曠日持久，吸引眾多外省學生入京參與，也在北京市內多處出現動亂。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其時正值美國借改革策動蘇聯領導層分裂。而後來成為美國顏色革命之父者亦都在天安門廣場出現，迅即被遞解出境。
若認真辨明與分析整個過程當會發覺，整個事件雖然不按預先的計劃（如王軍濤、王丹帶領北大學生所作）進行，卻是錯綜複雜，並不是單純的學生示威。香港資金援助學生維持示威下去，以至後來香港的黑社會參與運送示威領袖外逃國外，證明示威便有外力干預。而在示威期間，中央多個派別與學生接觸，更凸顯政治派系競爭的因素。
天安門廣場沒有示威者被鎮壓死亡，已是鐵一般事實。不是當年程翔在文匯報聽從不明身份的學生述說，便作出未經證實的報道可掩蓋，這個事實已被海外的報道所證明。天安門廣場外軍民皆有死傷，動亂的性質是全面失控，只有最後中央政府戒嚴才可控制，回復政治與社會穩定。
在當年九月之後，涉案被捕者，除犯刑事案外，政治犯皆從輕處理。反革命事件更改稱為風波，正可反映出中央政府在清理內部鬥爭、穩定社會局面後明智地處理整個事件。風波當然包括動亂，但卻不是反革命的政治，性質大異。
香港參與天安門廣場示威，包括送錢和直接介入組織與工作，且要盲目掩飾柴玲等企圖挾錢外逃惡行，已經不是單單聲援學生示威那樣簡單。猶幸除了與黑社會合作運送部分示威領袖外逃之外，香港並沒有繼續介入內地的政治。支聯會也僅只以按年示威遊行便敷衍了事，只把紀念六四變成支聯會成員在港參加選舉的政治本錢。
不過，支聯會的私心卻把六四真相埋沒，扭曲成為「中共屠殺人民」的口號。年復年的宣傳，再加上支聯會裏的教師在課堂上講授，變成了積年累月對社會、特別是對年輕人的洗腦。反共反中屬個人選擇，但歪曲事實對年輕人洗腦，卻是極端的無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