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着《逃犯條例》的修定，香港的政治形勢正面對眾多挑戰，基本上是內外夾攻，製造危機。
一是國際的干預，卻只是歐盟的知會、美國的威嚇、拉雜成軍的一些外國議員的反對。港獨分子棄保潛逃獲德國納為難民，卻由德國政府表白不屬外交部的舉措。香港的外國領事館只有西方的表示關注，也不敢提出具體批評。總的來說，是反應稀落，只是香港部分媒體在大造言論。而這些外來聲音，若說是出自各國的真誠關注，沒有政治因素和美國在背後的組織，實在令人難以信服，相信者不是無知盲目，便是別有動機。
二是香港內部的反響，主要是部分媒體挑起香港社會積累的反共、反中心態，也反映出香港社會普遍對法律的無知和錯誤認識。兩相結合起來，形成無名的政治恐懼，更容易被部分媒體和政黨所操縱利用，製造出更大的政治恐慌來，變成了羊群心理。
在這個過程裏，香港的部分法律團體和人士起着推波助瀾的作用，更藉機來顛覆香港法律體系，例如提出來的「港人港審」，其心陰險。
反對之聲在部分媒體上（包括香港電台）似乎是鋪天蓋地，但仔細分析，不過是有組織的文宣與政治動員，實際動員的效果有限。在經歷了二十三條立法、佔中、旺角暴亂之後，願意跟從這樣的政治動員再來一場佔中的機會極小，遊行示威的人數增加，卻還不足以反映出香港反共、反中的普遍性，十三萬人示威不過是宣傳口號和組織者自欺欺人的說話吧！
當然，對這樣公開化的政治矛盾不可掉以輕心，最初是掉以輕心才被人有機可乘。與此同時，卻要認清形勢，不能為來自香港以外組織的文宣攻勢和政治動員所嚇怕，作出錯誤的舉措。
香港當前的根本問題，不是政治民主或抗拒內地，前者在國際眾多的例子都證明無助民生經濟，反而造成社會混亂、政府失效、經濟倒退；後者則是絕對的認知錯誤，若沒有內地因素，香港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工資上升之際，麥理浩推動不了工業多元化便已被邊緣化了，哪有今天？
香港的問題是怎樣在中美之爭中保有發展餘地。無論怎樣，美國對付中國，必然對付香港，只是用甚麼手段的選擇而已。若美國總統特朗普及其極右政權變本加厲的話，必然找藉口打擊香港，以及在香港挑起對內地的攻擊。有眾多的假美國人、假英國人在助紂為虐，以及美國再不顧國際規矩與道義，香港面對或明或暗的挑戰巨大，弄得不好，難保香港的安穩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