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朋友問我，作為勞工界議員為甚麼喜歡寫關於中美貿易戰的文章，是否偏離本業？一如工聯會的歷史，我們提出十字方針：愛國、團結、權益、福利、參與，排名是有意義的，我們在香港經歷了七十年來的時代變遷，深知國家利益是打工仔利益的根本。
德意志銀行早前發表《二○一九年全球物價報告》，為世界五十六個城市的人均收入排名，除稅後的人均月薪便是顯示一個城市財富的指標。在這排名上，香港的除稅後人均月薪不入全球前十名，只排第二十七位。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為甚麼我們的工資比美、歐、日等傳統高稅率國家落後相當距離呢？印象中，我們的拚勁和能力甚至比他們還要強。工資低的問題，除了是本地分配制度的問題，更關鍵的是香港，甚至是整個國家，並未有足夠支撐起高工資的高端產業發展。如果有高端產業並能自主研發，才可以賺別國或別人的錢，不用做代加工工廠為他人作嫁衣裳，不用靠炒賣金融、地產等等「塘水滾塘魚」，或倚靠本地消費「自己人賺自己人錢」，這些都是我們需要突破的樽頸位。
高端產業最重要的是科技專利、知名品牌、文化產業。這些範疇如能達到領先水平，想不賺錢也難。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當人人都要用手機，通訊晶片的專利費，一用上就要支付，這可是每年上千億的生意；優良品牌就如利潤放大機，相同的產品，貼上名牌升價N倍；新藥品專利，要處方就得付費；電影如《復仇者聯盟4》，上映一個月全球票房就超過二百億港元，還未包括傳播有利自己文化，促進一系列的產業。
中美貿易戰發展到針對華為5G的科技戰，其實就是要打擊以華為為代表的中國高端產業。華為有科技專利和有品牌效應，美國要迫令中國放棄或放慢發展高端產業的政策，令大企業有寒蟬效應而不敢與之爭奪環球的高端市場，使我們國家不能突破中等收入這個門檻。所謂的安全風險，德國政府的調查指出，華為一個後門風險也找不到，反而美國的思科幾年來先後有十個以上的後門事件。美國歷來都是用這些莫須有罪名來打擊別國的高端產業，例如廿多年前日本的東芝、十多年前法國的阿爾斯通，為的就是永續美國自我聲稱的「國家安全」，即是世界第一的霸業。
說回香港，自港英時代已有一部分人認為香港夾在中西兩大勢力縫隙中，回歸後甘心做個韋小寶，強調「中港區隔」，就可以收穫最大的利益。少數人甚至甘於做「買辦」，不惜損害國家利益為外國人辦事發聲。但我們上一代人經過戰火，深刻體會落後就會捱打這個道理，內憂加上外患，打工仔怎會有好日子過呢？香港上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所謂的黃金年代，正是適值國家改革開放的第一波，給香港無限商機，香港作為中介角色而達致經濟起飛，打工仔的生活也得到較快的改善，所以說打工仔的權益和社會乃至國家整體發展是同步的，甚至可以說除非我們願意永遠做別國的下線，否則與國家利益站在同一陣線，保障國家利益才可以確實地保障打工仔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