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習仲勛誕辰一百周年之際，各方面都緬懷習氏上世紀八十年代主粵時的政績，並曾提及他到達廣東以後，為《李一哲大字報》平反一事。這起當年轟動一時的事件，值得一記。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在文化大革命的後期、林彪叛逃事件之後，廣州街頭出現了一張洋洋兩萬多字的大字報，題為《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副題是「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寫這篇大字報的署名是「李一哲」，實際上是當年廣州美術學院的李正天和另外兩位青年的共同筆名。
這張大字報貼在廣州市中心的北京路口，一時轟動全市。林彪事件引起群眾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在今天看來，大字報的觀點雖然有所局限，但當年敢於提出這些今天仍未解決的問題，可謂大膽而有創見。
試看該大字報的一些論點，例如「常見的是某些領導者將黨和人民給予的必要特殊照顧膨脹起來，變為政治和經濟的特權，並無限地蔭及到家族、親友及至實行特權的交換，通過『走後門』之類的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經濟上實際的世襲地位，並且圍繞着他們的私利，改變事業的社會主義方向，實行宗派主義的組織路線，扶植起一批特殊於人民利益並與人民利益相對立的『新貴』集團和勢力來」。
「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使它的意識形態根深柢固」，「封建時代獨裁專斷的惡習深種於群眾乃至於一般共產黨員的頭腦之中」，「現在的情況，沒有『大人物』或中央報刊的認可和宣傳，任何思潮都不能形成潮流」，「古今往來，中國總會有人為了說話而不怕殺頭的。魯迅自然是不怕殺頭的一個」，但今天「人們又能到哪裏發表他們的文章呢」。
這種反潮流觀點當然不容於當政者，於是在言論上，出現了中央級以「宣集文」（即宣傳部的寫手）等的一系列大批判文章。除了文字批判之外，李正天等人被輪番揪去各處作公開批鬥，後來當然要「鋃鐺入獄」。可幸的是，廣東還算比較文明，不然，李正天等便可能像遇羅克、張志新等被非法處決了。
一九七八年，習仲勛主政廣東，一九七九年，他為《李一哲大字報》平反，還接見李正天等人，說他們的意見是為了國家好，敢於提出這樣的見解，在文革進行之時很不容易，並且為此召開群眾大會，為「李一哲反革命集團」公開平反。
「正如一個南方水鄉的客人來到沙漠中才覺得水的可惜一樣，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也是在遭到剝奪的時候，才更感到民主權利的珍貴。」這是《李一哲大字報》的結語。今天重讀這篇當年轟動全國的文字，覺得這幾位青年人確有先見之明，而且在思想禁錮和毛澤東思想定於一尊之時，大膽提出如此真知灼見，十分難得。
「李一哲」提出的批評，特別是對權貴集團形成的批評，對封建意識形態深種的共產黨內的批評，事隔快要四十年，究竟是消除了、減少了，還是繼續有所發展？相信人們重讀這篇大字報以後，自會得出應有的判斷。
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思想禁錮的大氣候下，仍能開出《李一哲大字報》這朵奇葩，不能不說是一個異數。李正天算是命大福大，不僅能活到今天，而且在今年十月中旬，還能夠在東莞舉行「李正天作品展」。李氏已年逾古稀，祝他健康長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