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民教育小冊子到《香港藍皮書》，出問題的關鍵是學術的容忍度：我們可以容忍多少與自己觀點不同的意見？不同意見的提出在學術刊物上刊登應按照學術的標準，而不是以言論自由的藉口來掩飾學術水平的不足。這方面不同的學科都有國際性的標準和審稿程序作依歸。
浸大的報告指摘當事人學術不當，指的是在《香港藍皮書》中編寫內容的個別部分有不當行為，違反公認的學術標準與程序，不涉及報告書的觀點正確與否。我們對當事人及這一期《香港藍皮書》的批評亦應集中在這方面，避免現時香港學術界個別人士的泛政治傾向，別人不認同他們主觀的民主概念，對香港政治走向便施以政治打擊。因此，應以事論事，不能隨便質疑當事人的個人學術水平和地位，乃至所屬研究所的工作與性質。浸大一如其他大學，在研究所的設置與監督都有行之有效的體制，個人行為與組織不可混為一談。
學術最大的錯誤是抄襲剽竊別人的學術成果，無論師生，犯此錯誤，在傳統的大學體制下應逐出大學，可惜近年卻執行不力，令人惋惜。《香港藍皮書》今次出現的問題，屬學術不當，性質的嚴重不及抄襲所涉及的學術誠信。故此，浸大的處理亦屬恰當。
當今，大學已不是困於象牙塔，而是要與社會結合，推動地方發展。這對大學是一個挑戰，也是機會（《香港藍皮書》的廣告把我也放進「其他作者」之列。很可惜，我從來都沒有參與這期藍皮書內容的撰寫與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