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一登龍門，聲價十倍；這個說故事的人，一再強調他的得獎是「文學的勝利」，讓文學歸文學，政治歸政治；是以有關劉曉波的事，「他喜歡獨來獨往，不會就是否參加聯署要求當局釋放劉曉波問題，被迫表態。」
老朽卻疑惑，文學與政治，真可以分劃得清楚？一如生活與經濟，吾人能說生活就是生活、經濟就是經濟？究其實，兩者不可切割，老朽也極盼能歲月靜好的生活，然而物價飛漲，衣食住行樣樣加時，豈能不為經濟籌謀？
文學與政治，看來亦難切割，魯迅棄醫學文，要喚醒眾人麻木不仁的靈魂，是最佳的明證，莫言在瑞典的演講，一再說起母親對他成長的重要，他最痛苦的一件回憶，是目睹母親當年在麥田拾穗，被看守麥田的人掌摑，這憤憤怒火，蘊含着許多不平，這「不平」牽涉的其實就是「政治」；政治者，眾人之事也，掌摑其母的看守人是否以權謀私？莫言要尋求「正義公道」，為母親出一口氣，他應如何做？少年莫言的不平事，有否成為他講故事的題材？以上種種，都說明文學與政治，對一個重量級作家，都有難以割離的原因。
學者梅家玲說，梁啟超力圖以小說啟蒙少年中國，新國新民，其意義當並不只是因為改造了「文以載道」的傳統，將原先用以載道的經史文章置換為小說而已；而是將所載之「道」的重點，由原先的義理倫常教化，轉移為對新興國族的憧憬想像，使小說成為串接「少年──啟蒙──新中國」之間的重要鏈鎖。一個優秀的講故事的人，一定不可以只談文學，不涉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