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最低工資生效，月薪四千五百元的鄉村學校校長即成焦點。法例規定校長不能與辦學團體協議，收取低於每小時二十八元的工資，縱然校長不欲投訴、追究，辦學團體若在下月發薪之時，仍拿不出補足工資的錢來，即屬違法。
在本港偏遠鄉村地區，靠每月數千元過活的人，不止此低薪校長一人，他們共同之處就是與世無爭，默默過活，社會鮮有理會他們，他們亦鮮有要求社會理會。
某日到大澳，有年約六十歲的男子自薦當我的嚮導，沿途介紹當地特色，講講哪家店子賣的是真土產，而他自己的產品亦算是大澳土產──在當地炮製的XO醬。他帶我遊覽個多小時後，成功向我推銷了一瓶，價錢只不過是數十元。這男子退休後，便搬到大澳的寮屋居住，靠自製自賣XO醬維生，每月約賺三千元，這就是他的主要生活費。他的積蓄不多，亦未夠年齡領取高齡津貼，申領綜援更是想也沒想過。
在另一個離島的鄉村，住了一名退休外籍男子。他經歷多次離婚，結果一窮二白，偶爾當自由撰稿人，收入極之有限。幸好獲友人免費提供丁屋其中一層居住，市值租金約三千元，代價是為友人管理村內其他物業；有時亦靠零碎工作賺點錢，例如協助他人搬出搬入、料理花園等。
我想社會能給予這些人士最大的關懷，就是讓他們的生活方式保持不變，而非因社會的變而硬把問題加諸他們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