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太上皇乾隆爺崩後，不幾日嘉慶皇帝迅速抓捕和珅，抄家，宣布二十款大罪，賜死。
和珅經營數十年，權勢熏天，黨羽眾多，然嘉慶帝並無株連，明發上諭：「和珅任事日久，專擅蒙蔽，若不立除元惡，無以肅清庶政，整飭官常。今已明正其罪，因思和珅所管衙門甚多，由其保舉升擢者，自必不少；而外省官員，奔走和珅門下，逢迎餽賂，皆所不免，若一一根究，連及多人。朕之本意，惟在儆戒將來，不復追究既往，凡大小臣工，無庸心存疑懼。若能遷善改過，皆可為國家出力之人，即有從前熱中躁進，一時失足，但能洗心滌面，痛改前非，仍可勉為端士，不至修身誤陷匪人。特此明白宣諭，各宜凜遵砥礪，以副朕咸共維新之治」。
這道上諭，用今之語言，就是一份「政策性文件」，既懲元兇，又「協從不問」，只要悔過，就給「出路」，且能獲朝廷重用，為的是「團結起來向前看」，「爭取更大的勝利」也。
不過如此這般，其效如何，要看具體環境和對象，如果對路，即可達到好的效果，否則不僅無用還會有害。就拿嘉慶一朝而言，「和珅跌倒，乾慶吃飽」，只是一時之表象，該「政策性上諭」並不能將和珅「專擅蒙蔽」造成的貪腐至深之局有所改變，大小臣工不見有幾人「洗心滌面，痛改前非」，而是貪之更甚，腐之更彌也。
如今之香港，朝廷在空前慘烈的反修例黑暴瘋狂下不得不公布了《港區國安法》，及根據此法抓捕了作惡多端的「元惡」黎智英。
黎智英「反中亂港」、充當漢奸、勾結外國勢力龐大，奔走其門下者，拱衞其周圍者，不下和珅。然而他很好彩，在案件遠未完結之時，有關方面已放出風聲，對其案件會否由「中央管轄權」辦理，會否「重判」等等，吹出「和暖」之風，對其門下的反對派又大講「包容」，擔心若對他們「處理不當」，就會「掀起軒然大波」、「節外生枝」云云。和珅若泉下有知，恐要羨慕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