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全面管治權」要想落實和見成效，極為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在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三大領域管好「人事」，管不好人就沒有管治權。香江府衙最大的「人事」，人數最多的「人事」，是以行政長官為首的管治班子和公務員隊伍。要管好這個「人事」，首先要讓他們轉變和樹立起國家觀念。
回歸前，香港的殖民地管治者是英倫，他們打造的香港公務員制度和人事的效忠對象是英國和英女王，這是他們的「國家觀念和意識」。當然，在管治者和公務員的不同層級，這種「國家觀念和意識」也是濃淡不同的。要想爬得愈高，就愈要效忠「大英帝國」和英女王，倫敦對他們也是這樣要求的。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隨着英夷殖民統治愈久，本地公務員體制和隊伍「日益完善」，香港公務員們從上到下就愈不會覺得自己的效忠對象有甚麼問題。
九七回歸，北京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整個「港英政府」和公務員隊伍坐直通車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繼續「管治香港」。香港在國家層面的憲制地位的轉變，寫在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中，然而這樣的轉變，不會在「港人治港」和公務員隊伍及司法、立法等公職人員的腦袋裏自動發生「國家觀念」的調整轉變。
當年北京為了平穩過渡、政權順利交接、安定繁榮，很長時間不向他們提出「國家觀念和意識」問題，只在有關宣誓方面以「顯示」國家憲制的轉變。
中央不提要求，香港特區的「港人治港」和公務員隊伍的國家觀念、效忠問題就部分「停留」在港英時代，部分「目無」國家，部分甚至「同情和支持」反中亂港乃至「港獨」。這樣的公務員隊伍治理香港，反修例暴亂就暴露了極為嚴重的一系列問題。
現在，香江府衙在中央的壓力下，不能不強調香港公務員的「兩重身份」，以「加強香港公僕的國家觀念」，然而為時太晚了，不少人抗拒之心已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