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筆者在網台講「五四運動與中國」，每周一小時足足講了一年。廣義的五四運動是新文化運動，也是民主的啟蒙運動。對於筆者而言，紀念五四運動不能不「記念」胡適之和陳獨秀，特別是胡適之，更是筆者自由思想的啟蒙者。
生於同一時代，胡適之與陳獨秀的命運卻是截然不同。陳獨秀成為一位悲劇人物，因為他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所以免不了成為權力鬥爭的犧牲品。陳對於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貢獻，最值得揄揚的是他在民國四年辦了《新青年》雜誌。民國十年之後，《新青年》變成了共產主義的喉舌，胡適之等人便與《新青年》脫離關係。不過，陳獨秀對於胡適之的文學革命主張是義無反顧的支持，在《新青年》二卷五號，刊有胡適之的《文學改良芻議》。白話文運動，就在胡陳二人的鼓動風潮下造成時勢。他們的政治主張不盡相同，但卻是「文學革命軍」的同志，陳獨秀說：「……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
胡陳二人提倡白話文運動時的態度截然不同，前者對「文白之爭」是「絕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後者卻認為「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於是陳獨秀由文學革命而政治革命，服膺第三國際領導，在中國成立共產黨，而胡適之則繼續秉持「於不疑處有疑」的精神去「整理國故」，後來更主張「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的中共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晚年幡然憬悟，一九四○年十一月寫成《我的根本意見》一篇論文，對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有簡括的敍述：「民主主義是自從人類發生政治組織，以至政治消滅之間，各時代多數階級的人民反對少數特權之旗幟。『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的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與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胡適之認為在「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這十三個字的短短一句話裏，陳獨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關頭。
百年「五四」，還說要聽黨話跟黨走的中國人，當然不知道「德先生」為何物；台灣有了「德先生」十多年，朝野政黨主張不同卻形同寇讎，而執政黨近年的所作所為更無一不與民主精神背道而馳。胡適之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陳獨秀的「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侈言守護民主的蔡英文，恐怕也是不甚了了，「聽攏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