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台灣綠營作類似CEPA令到香港窮人增多、貧富懸殊加劇的指控已經不是首次，簽CEPA之前，他們就用香港回歸來做藉口。
九七香港回歸之後，無論是用貧窮線來量度貧窮的人量，還是用堅尼系數去表達的貧富懸殊差距，實在都是嚴重了、惡化了，所以表面上看這些數字，台灣綠營人士的指控沒有錯。
民進黨沒有錯，卻不夠全面。如果把有關的數字資料再往前推，而不是由一九九七年起步，那就不難發現，這種貧富懸殊惡化的現象，早於一九九七年前就發生。
筆者手上的數據由一九八一年開始，堅尼系數一直上升，從來沒有停過或下降過。由此可見，貧富差距擴大，不是回歸或者簽了CEPA才有的問題，兩者也不是肇因，因為這個問題三十年來都存在，並且一直惡化下去，那就說明這是和香港的經濟制度和結構有關係，而不是由回歸和簽了CEPA所造成的。
貧富差距大，是因為香港實施自由放任經濟，並且抽低稅，這種制度注定香港有貧富懸殊的問題。如果政府規管多，這樣限制，那樣限制，可以發財賺錢的機會自然少了；如果抽高稅，就會變成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貧富之間也會扯平。若政府採取自由放任政策和低稅制，就一定會造成貧富懸殊。
如果我們因為道德良心也好、面對全面普選的政治壓力也好，認為貧富懸殊不能持續惡化下去，必須要處理和解決，那就只能重新檢視我們的經濟制度以及稅收制度，又或檢討某些福利措施。這些因素與貧富懸殊才有因果關係，回歸和CEPA，只是民進黨信手拈來的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