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七公：香港大律師公會已沒存在價值

2014年違法「佔中」期間，大律師公會抹黑警方「向手無寸鐵的市民使用過度或不相稱的武力」，妄言「警方及檢控官需時刻表現體諒及適度克制」。2016年旺角暴亂，陪審團裁定「港獨」分子梁天琦一項暴動罪成，時任大律師公會副主席的蔡維邦作為其辯護律師，替其求情時表示梁的做法是「為民主及香港社會未來捨身打拚」。修例風波中，暴徒闖入立法會，大律師公會竟稱暴徒的行為是「珍視及熱誠地捍衞香港的法治」。

夏博義當選大律師公會主席後，多番抹黑《港區國安法》，包括稱其「是設計來奪走香港自由、引進內地制度的」、「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對香港法治是『威脅』」，更表示港府應修改《港區國安法》。夏博義過去曾發表過西藏擁有「民族自主權」的論文，亦多次擔任攬炒派的辯護律師。讓一個效忠英女王、敵視中央與港府的前英國自由民主黨牛津市議員，在香港擔任對本地司法界舉足輕重的要位，實在匪夷所思。

權力過高 巨大漏洞

筆者認為，大律師公會不僅是一個專業團體，專責確認大狀的資格，公會主席在一般情況下亦會是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成員，可左右本港法官的任命，其提名之人極有可能同樣「政治立場行先」，急需改革。香港至今保留「大律師」是毫無必要，既增加市民的訴訟費用負擔，又給予部分人過高權力，實屬巨大漏洞。

由於夏博義早期的出位言論，大律師公會急忙出聲明「補鑊」，表示「本會不是政治組織，而是一法律專業團體，旨在處理一切涉及司法事務及大律師專業的事宜」。可惜，單單聲明並不能塗脂抹粉。該會是依照《社團條例》成立，政府須聽其言而觀其行，重新審視此團體究竟是政治組織還是聲稱的「法律專業團體」。若社團或該分支機構是政治性團體，並與外國政治性組織有聯繫，社團事務主任可建議保安局局長作出命令，禁止該社團或該分支機構運作或繼續運作。

事實上，大律師和律師的工作並無高下之分，但一個「大」字在前，就一直被認為高高在上。英國和其他地區的律師和大律師專業正邁向完全結合或半結合。環顧全球，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律專業在形式上各有不同，而且可隨時間演變。例如加拿大的法律專業於19世紀已統一或融合，英格蘭和威爾斯經過30餘年的持續法律改革後，大律師和律師的分界已不如過往明確。至於採用大陸法系的法國，其法律專業經過1971及1990年的法律改革，過往劃分為律師、訴狀代理人及法律顧問的3類不同法律專業人士已融合為律師。可見，香港仍然分大律師及律師的制度已不合時宜，政府應盡快檢討。

既然大律師公會過往言行未能促進本港的良政善治，又與法治公義的精神大相逕庭，還有甚麼資格享有特別的權力，拖累本港的司法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