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說在管治香港問題上「人的因素第一」、「思想工作第一」，並不是不重視制度因素的極端重要性。恰恰是，香港管治出現問題，中央全面管治權遇到阻力障礙，都和「一國兩制」框架下的香港承繼港英時代各方面的制度大有關係，是這些制度保護了一些人，支撐了他們的思想可以隨心所欲的按照需要「任性」而為，這是北京最頭痛的事情，加上有「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規定，更成了動不了的問題。
可以說，回歸後相當一段時間，朝廷根本不去想這些問題，那時制度上的問題也沒展現出來，北京見到的多是人的問題，是甚麼樣的「港人治港」的問題，而且考慮層次很高，主要是行政長官和管治團隊。然而，「人的問題」怎麼也解決不好，「人的思想」怎麼也摸不透，經常被糊弄。中下層的人事、司法領域的人事和思想更摸不着門兒。這樣渾渾噩噩的過日子，香港管治亂象叢生，「一國兩制」走樣變形是必然的。後來中央發現問題嚴重，想管又管不了，因為制度障礙是爬不過、繞不開的大山，北京推出全面管治權遂成空話。
然而，渾渾噩噩的日子是久不了的。「佔中」、「旺角暴動」令港獨分裂勢力登上舞台，最近又發生了旨在奪取香港管治權和「顏色革命」的反修例風波暴亂，「一國兩制」受到極大威脅，國家主權和安全受到極大威脅。特首林鄭月娥、管治班子、行政、司法、立法領域，從上到下的人事表現、思想取向，都對風波暴亂形成助力，為「顏色革命」推波助瀾。這種嚴峻局面，北京恐怕不能不對改革香港制度作嚴肅認真的考慮，從根本上解決人事問題、從根本上在香港管治方面讓「人的思想」，特別是執政者的思想作出轉變，這也是防止「顏色革命」、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令香港納入國家治理和發展、長治久安的根本之道。
改革香港制度，涉及到修改《基本法》，涉及行政、司法、立法的人事制度。所謂「港人治港」的作繭自縛要打破，國之人才要和香港人才「異地交流」，這也是中央全面管治權和香港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