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刑事案件，通常還有民事部分。像台北捷運殺人案，死傷者可向兇嫌索償，但兇嫌已過二十歲的法定年齡，就個人行為得負全責，父母可以免責，所謂民事索償便只有跟兇嫌追討去。
但兇嫌境況大家都知，莫說現在，更未必有將來可言，民事索償不過空談。結果現時願作賠償的是捷運公司，可也強調責任不在捷運，他們會向兇嫌追討，說白了就是道義上願賠也不要自攬責任。
換個場景，比如啟晴邨槍擊案，受害人在公屋範圍內不明不白地遇害，按特區法治傳統，有可能要求房署比照台北捷運處理嗎？加之加害者已身亡，受害人根本求索無門，如果受害人本身沒人壽保，冷氣技工就算有意外保也未必包括在內，又如果受害人是家庭經濟支柱，遺屬便驟然變得無助，只能靠慈善團體襄助。
啟晴邨槍擊案，一則說明特區槍械問題比印象中嚴重得多，再則說明精神問題社區爆發日趨嚴重，民眾在毫無朕兆下遭遇陌生人傷害的情況增多。
過去多在美國發生的槍擊案，如今特區也會發生，在台北則持刀也能發生，受害人跟加害人素無嫌隙之餘，無辜遇害之後更求索無門。
每個人都可能存在精神問題，不大可能也不應該被完全排除在社區之外，要這類事件不發生保證不了，但受害人得到賠償保障卻有必要，意思不是叫每個人都買人壽險；而是從肇事責任出發，有沒可能像汽車的第三者保險一樣，個人行為一樣有公眾責任保。直系親屬如不為自家的高風險人士投保，出事了便得承擔賠償責任。
所謂多關心身邊的人，最根本就是為他多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