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飯敍，七嘴八舌，談美食之餘，也提起工作，跟着談及六四。
1989年，我還是學生，只能隔着電視機得知一些事情，但對當年身在其中的傳媒工作者來說，六四是不能磨滅的集體記憶。
在座某位媒體前輩說：「宣布戒嚴的時候，香港記者仍然滿腔熱誠，繼續逗留在北京做採訪，但外國媒體對這種事情很有經驗，都把新聞記者撤出，換上的全是戰地記者。」
實行清場令的晚上，前輩回憶：「我們只帶備毛巾、食水等東西，滿以為足可應付報道工作，到槍聲從四方八面響起，我和攝影師才恍然大悟，剎那間知道自己危在旦夕。在學生們的協助下半踎半跪地逃走，無數子彈顯然在我們頭上飛過。」前輩頓了一頓，感嘆道：「我們真的太天真。」
是的，六四之前，香港人都很天真，最大的政府動盪，還不過是1967年暴動。因為太平盛世，所以未有經歷，亦毫無準備去面對屠城場面，然後被嚇得發呆，整晚看着血腥畫面哭泣。
多年後的今天，我們似乎還很天真──至少，有些人選擇了懶天真，覺得國家終於堀起了，位列全球第二經濟體，是時候放下往事向前看，不要倡民主、導自由、搞亂社會，應該乖乖地遵守社會規範，生活便會永遠的美好……結果呢，我們一邊飲鉛水，一邊捱貴租、供貴樓，一邊看着不遠處有座高風險核電廠。
天真的人，仍然以為極權會還當你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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