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著名史學大家陳寅恪在為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作學術審查報告時說，中國自秦以後，迄於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只為一大事因緣，即新儒學之產生，及其德衍而已。陳寅恪認為，根據這一總結，中國今日以後，即使國人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也等於佛教玄奘唯識之學，在中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將終於歇絕。他認為，無論古今，能在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這是兩千年來中華民族與其他民族思想接觸史所昭示和證明的。
陳寅恪可謂史眼如炬。百年來，西方有兩大思潮衝進中國，一是建構和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及價值觀的理論，一是揭露批判資本主義內在不可克服的矛盾，並以社會主義取代之的馬克思主義。前者，有人用之鼓吹全盤西化；後者，有人用之剷除中國封建主義和同屬剝削制度的資本主義，以實現沒有剝削和壓迫的社會主義。
博弈的結果，全盤西化因忘記本民族之地位，始終處於下風，無法改造中國人的思想，更沒機會取得政權力量，只能在不同時期在外部勢力支持下興風作浪。馬克思主義初入中國時也命途多舛，被當局視為異端邪說，信奉它「改造中國」的共產黨更是「亂黨叛匪」。更可悲的是，有共產黨人以生吞活剝和教條主義態度使用它，完全脫離中國實際，導致革命屢遭失敗，是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取得勝利。然而革命勝利後，毛在如何從中國實際出發、用馬克思主義指導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出現重大誤判，直到改革開放才撥亂反正。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就，方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更加自成系統，有所創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