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對香港問題最早的「初心」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在適當的時候解決問題。一個「長期」，一個「適當」，給人以「遙遙無期」的感覺，但正是這樣的感覺，令香港人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整三十年，對北京的「香港方針」頗為安心、放心。
然而，英國人八十年代初突然向北京提出新界續約問題，迫使朝廷應戰。在「主權原則高於一切」之下，鐵定九七年收回香港。不過，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初心沒有變，反而覺得在改革開放、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新時期更為重要，遂有「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大政方針的提出，要對香港更好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也是現在第五代表示的當年北京制訂「一國兩制」的初心，且一再申言朝廷至今和今後都不忘初心，對「一國兩制」的貫徹落實有信心有耐心。
當年有人問鄧老爺子怎麼能讓人相信「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鄧老爺子的回答很坦率和直接，認為實行這樣的國策是我們的需要，對中國對香港最有利，有需要就不會輕易改變，也沒必要改變。這個「需要」正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初心，也是「一國兩制」的初心。
這樣的初心和國策是以國家需要為堅實基礎的，故此北京有信心、有耐心長期堅持，貫徹好、落實好。不過，單有初心、信心、耐心並不夠，關鍵是朝廷怎麼具體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遇到問題、遇到挑戰拿出甚麼樣的工作方針和辦法，讓港人安心、放心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實事求是的回應「香港一制」下港人的訴求，港人對自身價值理念的堅守。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無論成何大業、治國理政、安定一方都要經此修為、遵此軌轍而後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