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年間湖州名士吳綺遊廣州時，城中一僧天天奔走於督撫將軍諸監司之門，一日向吳自述酬應繁冗，不堪其苦，吳笑應之曰：「汝既苦之，何不出了家！」南宋楊萬里詩云：「袈裟未着愁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此詩本是詠抄經頭陀之辛苦，用在此處甚為貼切。世上就是有些佛門中人名為出家、實則入世，身在佛寺、心在廟堂，天天忙得不亦樂乎。
改革開放三十餘年，社會流動增強，形形色色，泥沙俱下。本被歷次政治運動整肅得殘破不堪的宗教界，這幾年兀的冒出許多「高僧大德」。最高調的無疑是佛教名剎少林寺方丈釋永信。在公眾眼中他更像是一位大BOSS、CEO。他治下的少林寺，留給外界印象更多的是籌備上市、將世界選美小姐請進山門；每年全國兩會他也是新聞人物，手持iPad坐在大會堂裏參政議政，好不風光。不過最近方丈遇到煩心事，深陷養情婦、私生子等醜聞。被舉報已近百日，官方遲遲未有結論。較之香港警方迅速拘捕涉假結婚的尼姑、和尚，內地政府的效率實在太低。這段時間的釋永信，成了「宗教界的趙本山」，雖無明確處理，卻已不再敢像往昔那樣高調。
類似的又豈止釋永信一人。不少宗教界名流，配備着司機、秘書，香車寶馬、錦衣玉食，身上袈裟金光燦燦。左一句阿彌陀佛，右一句忠黨愛國，左右逢源，政商通吃。就以釋永信為例，頭頂着全國人大代表、青聯委員、省青聯名譽主席、名譽教授等「紅帽子」。
中共建政以來，對宗教嚴格管控，一切都納入官方管道。寺廟組建「民主管理委員會」作為實際的權力機構，方丈、道長也都由統戰宗教部門選拔任命，甚至還有局級、處級等不同的待遇級別。於是乎，官本位、商本位就移植入宗教領域。和尚唸經唸得好，不如與官員關係搞得牢。唸真經的少了，逐名逐利的倒愈來愈多，熙熙攘攘，如蠅逐臭。這與大學、科研機構的情況如出一轍。
各類「法師」、「禪師」、「活佛」、「仁波切」熱衷於與達官顯貴、富商巨賈打交道、「架天線」，或是被官員奉為座上賓，保官運亨通；或是為樓盤開光，保財源廣進，合作搞開發、搞旅遊；或天天忙出鏡、出書，刷微信、微博，甚至與大家分享過聖誕節……忙得真是不亦樂乎。有人還辯解，此乃為弘揚佛法。然而無錢無權的小民，是沒有機會被弘揚的；那些「禪師」、「活佛」的作品，亦無甚佛學造詣，不過是借用一些佛學名詞包裝熬製的「心靈雞湯」而已。烏煙瘴氣之場面，幾成國際笑柄。
此種亂象的形成，逼問中國的宗教管理體制。宗教在規範倫理道德、教化人心、維護社會和諧方面有重要作用。佛教傳入中國已兩千年，與本土文化結合，已成中華文明的一部分。歷史上宗教雖都與中央王朝保持依賴、合作關係，但仍保持了相當的自主，從未像現在這樣被官方從人事、組織、管理等諸方面嚴密控制。譬如，道教協會並不是天師、道長說了算，是事事要仰黨支部、秘書長鼻息，而這些機構官職直接由官方任命。寺院道觀變相成了衙門，在旅遊、土地等方面有利可圖，銅臭、媚俗等因素就繼之沉渣泛起。官方卻姑息遷就、聽之任之，甚至沆瀣一氣、暗中勾結，結果造成破窗效應，愈演愈烈。
近期，國家宗教局副局長張樂斌、中國道教協會秘書長王哲一被立案調查，道教協會原副會長張繼禹被冷處理。釋永信的結局，尚有待觀察。似乎中央高層已有意識進行整頓，悄然開展宗教界的反腐。但是，要根本治理這種亂象，實質上需要放寬政府對宗教的管制，真正讓出家人「出家」。但這又談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