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壞蟲生之，俗壞奸生之。佔領鬧劇落幕後，警方溫柔執法，鬧出「預約拘捕」的笑話，令法治蒙羞，而被捕人士爭相玩弄「踢保」把戲，更是令法治精神蕩然無存。
被視為佔領行動幕後黑手兼最大金主的壹傳媒老闆黎智英，因涉嫌「召集及組織非法集結」和「參與非法集結」兩宗罪，昨日再次遭警方拘捕，由於他拒絕保釋，旋即獲得釋放。儘管警方強調保留再拘捕及落案起訴的權利，但這種「捉放曹」的做法引來一片質疑，這固然顯示牛鬼蛇神氣燄囂張，有恃無恐，同時也顯示當局執法軟弱，畏首畏尾。
所謂踢保，是指嫌疑人應警方要求到警署報到後，拒絕再續保，若警方不能於四十八小時內落案起訴，便須放人。黎智英等人正是利用這種法律漏洞，將踢保當成另一種抗爭行動，警方被玩弄於股掌之間，卻束手無策，可謂莫大的諷刺。事實上，佔領行動破壞法治，禍港殃民，如果說戴耀廷等「佔中三子」是始作俑者，黎智英顯然是罪魁禍首。僅過去兩年多，他就向反對派秘密捐款四千萬元，當中到底有多少是用於佔領行動，只有他們自己最清楚，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日前無意中踢爆黎智英以商人身份「捐錢佔中」，已足以說明一切。最耐人尋味的是，黎智英的捐款全部通過一位曾從事情報工作的美國人之手，這些錢究竟從何而來，不是很令人懷疑嗎？反對派矢口否認外部勢力介入佔領行動，根本是睜眼說瞎話。
可以見到，佔領行動從頭到尾都離不開黎智英及外部勢力的黑手。他曾邀請身兼台灣紅衫軍總指揮的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到家中，請教如何佔領，揚言「不但準備坐牢，更準備死」；施明德則教他多找年輕人，尤其是學生、少女、手抱小孩的婦孺參與。後來的事實證明，年輕人果然成為佔領行動的主力。黎智英除了不遺餘力鼓吹佔中，而且赤膊上陣，幾乎天天在金鐘「私家皇座」扮指揮，甚至與黑社會人物密切交往，當中不知有多少見不得人的勾當。
可以說，沒有黎智英，就沒有佔領行動；沒有黎智英，佔領行動就不可能造成這麼大的破壞。警方金鐘清場時，佔領搞手及反對派政客將黎智英圍在中心，這張「群醜拱照」圖，就是黎智英「召集及組織非法集結」的最有力證明。打蛇打七寸，擒賊先擒王，只有依法懲辦罪魁禍首，才能起到殺一儆百之效，也才能重建法治精神，然而，當局的處理手法卻是拖拖拉拉，大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勢。同樣令人莫名其妙的是，廉政公署對黎智英政治黑金的調查也是拖拖拉拉，正如對曾蔭權及湯顯明「絕代雙貪」的調查一樣，至今無聲無息，莫非又是不了了之？
很明顯，反對派之所以為所欲為，無非仗着外部勢力撐腰，而當局之所以投鼠忌器，也正是擔心外部勢力說三道四。中華民族向來是內鬥內行，外鬥外行，但凡見到洋人，勇氣自然洩一半，膝蓋自然彎下來。在五千年歷史中，對外強硬的不是沒有，而是寥寥無幾，最突出的是漢武帝，抗擊匈奴，從不手軟，因此留下「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時代強音，至今仍令人熱血沸騰。康熙皇帝也頗有膽略，除了平定三藩、收復台灣，更與沙俄抗衡，奠定中國西北邊疆。來到近代則不能不提毛澤東，他將美蘇霸權視為紙老虎，在朝鮮戰爭、中印邊境戰爭、珍寶島戰役、西沙海戰中，打出了中國的威風，既讓國人揚眉吐氣，也為後來的改革開放贏得穩定的外部環境。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雖然貧窮，但勇敢而自信，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尊重。
令人遺憾的是，中國統治者硬骨頭非常罕見，軟骨頭卻比比皆是。為了苟且偷安，不少王朝被迫向「蠻夷」納貢稱臣甚至和親，美其名曰穩定邊疆，實際上是委曲求全。五代十國的後晉皇帝石敬瑭堪稱最可恥，為了得到外部勢力支持，竟尊稱比自己年輕十歲的遼太宗耶律德光為「父皇帝」，自稱「兒皇帝」，並割讓燕雲十六州，令中國北方失去屏障；而石敬瑭的兒子上位後，更尊耶律德光為「爺爺」，以「孫兒」自居，恬不知恥。南宋王朝更不必說，沒有一個皇帝不是軟弱無能，不是備受外敵欺凌。到了清末，畏懼洋人更是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寧予洋人，不予家奴」，成為朝廷的對外政策。然而，無論是後晉、南宋還是滿清，並沒有因為討外敵歡心而長治久安，相反，他們最終都逃不掉覆滅的厄運。
以史為鑑，可知興替。香港回歸近十八年來風雨不停，亂象不斷，固然因為港府管治無能，也因為過去中央對港政策混亂，既怕被指河水犯井水，更怕洋人說三道四，瞻前顧後，一味和稀泥，導致反對派勢力不斷坐大，終於爆發佔領之亂。第五代上台後對內反腐對外強硬，對港政策改弦更張，即使面對佔領行動也沒有讓步，確實令人耳目一新。然而，囿於一國兩制，中央對香港有鞭長莫及之嘆，加上對外部勢力仍有種種顧忌，至今不敢採取斷然措施。近日關於《國家安全法》是否納入《基本法》附件的爭議，充其量只是試探風球而已，成不了甚麼大事。在香港的政治氣氛之下，反對派氣燄囂張，連國民教育也推行不了，遑論引入國安法。
古人說，「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既怕頭，又怕尾，身上還有哪些部位是安全的呢？當局對佔領行動的處理拖泥帶水，對幕後黑手的檢控畏首畏尾，只會令反對派更加有恃無恐，令香港更加永無寧日。說到底，斬草不除根，勢必後患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