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佔中及之前的反國民教育等一系列的反政府活動，我們可以看到參與者對法治、政府功能和社會政治體制文化的認識十分不足，其中也包括大學教授、大律師、議員，或許他們並不是不懂，而是為了個別的政治利益而在社會輿論裏製造混亂。
因此，在佔中等反政府的政治形勢大致不會失控，而縱使某程度失控，政府也有應對良策。香港社會應該從反思中找出方法來應付深層次矛盾。
一方面，政府要從曾蔭權時代的故意不作為轉為有所作為，回歸到發達資本主義政府應有的功能與角色。另方面，為減少政府作為的阻力，香港應推行法治與政治體制教育，相類於殖民地時代的公民教育。法制法治教育的出發點應是闡明普通法的根由與優劣點，使社會認識到普通法法制基礎的價值觀念如何，及其無法解決的結構矛盾。其中應重視程序公義，但程序公義只是妥協權變之法，屬手段範疇，並不相等或替代裁決內容的公義。由此導入《基本法》與普通法體制的關係。
法制法治要求穩定，同時要有因時而變的能力，後者屬於政治範疇，而不是法律和司法制度可自我完善。
法制法治與政治體制緊密關連，其間的關係應屬政治教育的重心。由此決定採取哪種政府制度——總統制、議會制、聯邦制。三權分立在不同體制裏情況不同，而每個制度都有其長處與短處。香港社會特別是年輕一代要多了解為甚麼有這麼多不同的政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