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變化往往超乎我們一般的想像或預期。
正如「六四民運」被通緝的學運領袖李祿，二十年後便成為美國投資界的寵兒，衣錦還鄉，可追緝令仍未取消。「六四事件」的一些次要人物，包括偷渡出國，或逃亡海外曾參加民運者，不少亦回到內地工作，個別也可經常看到他們指點江山，評論國情。政治會變化，人物亦會變化，並沒有甚麼堅持到死，永遠不變的頑固者。
又例如，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在任期間中英交惡，當時港澳辦主任魯平稱之為千古罪人。可是彭離開香港後，轉任歐盟要職，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有助力。以歐盟專員身份訪華，中央領導特別隆而重之地厚待他，那時魯平早已被迫提早退休，「千古罪人」的罵名不見了。
我的老師Ivan Szelenyi於一九七五年與朋友寫了一部書，分析東歐政治權力的變化，重心在Intelligentsia（統稱知識分子）的角色（兼具士大夫與技術官僚的性質，但卻是貴族，有點隋唐以上九品中正近乎貴族世家色彩），書未出版即被視作反共產政權的右派放逐海外。而匈牙利共黨政權崩潰，他回國後卻被看作左派批評。他的著作不少中譯，在北京知識分子圈中亦批評為左派、馬克思主義分子。社會變化迅速，今天右派，明天左派，令人無奈。
蓋棺論定是假的，有人便有不同看法，看法也可轉變，哪有定論！因此，凡事應留有餘地，方便認錯，也方便人們轉變。